这种文化就将显露出所向披靡的杀伤力。
但那时的深圳最流行的并不是高科技，而是来料加工，即接受来自香港的订单，按照其提供的材料和图纸进行加工，然后将产品交给港商。当时全球半导体产业尚在为即将到来的腾飞作准备，建一条半导体生产线至少要花几千万美元。而侯为贵的这家公司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投资，这就迫使这家新生的半导体公司在最初的几年内不得不靠内地和香港间的贸易和承接玩具、电扇等产品的来料加工业务来赚取第一桶金，而不是一上来就扎入半导体领域。
当初这一选择显然是迫不得已，不过，到了公司正式成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87年，一款68门的模拟空分用户交换机仿制成功，第五年，中国首款商业化的数字程控交换机研制成功，并且都产生了较好的市场收益。这无疑大大坚定了这家新生的公司走专注于通信设备业的道路，而非像大多数早期的深圳企业家那样屈服于合同制造、家电制造、房地产、股票投资或贸易的诱惑。实际上，1987年仅在深圳就有超过300家公司从事用户端交换机的代理销售，今天与中兴一同被誉为中国通信设备双子星的华为也是其中的一员，它在这一年刚刚成立。
后来也正是这种基因的作用，中兴才没有重复那些曾比它更可能成为优秀的技术型公司的道路——在新的潮流中湮没。1995年，中兴在主要的领域都还落后于几家依托国有研究院成立的设备商，比如巨龙、长虹等，它们在1992～1993年就已经推出了万门交换机，而中兴的相应产品直到1995年才获得许可证，1996年才得以大规模商用。
如果没有这种基因，中兴可能比这些院所背景的企业更快走向没落。它的控股股东是一家国有企业，从少得可怜的投资看，它最初并没有指望这家公司能给予多大的支持，它的其他小股东则一心只希望短期赚点钱，是典型的投机分子。
很快，这颗种子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生长的现实土壤。而这样的土壤，贯穿于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期间，全球通信业经历了自这个产业诞生以来最为显著和迅速的变革，而这正是中兴这样的新闯入者最需要的土壤。
自1876年贝尔发明世界首部电话、1901年马可尼首次成功将无线电应用于远距离通信以来，这个产业一直受制于技术和成本。20世纪80年代，随着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出现，有线通信达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水平。这一技术的趋于完美，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侯为贵。完美意味着变化的无限减少，而这就给了拥有大量廉价研发人员的中国后来者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