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启奏皇上……”杨嗣昌的面色也是十分难看，今天的消息格外不好，但除了他之外，也没有办法推给别的人来禀报给这位喜怒无常的君王。
“什么？”听到消息后，崇祯果然是十分震怒。
“临清，夏津、丘县、馆陶、清平、武城、恩县、高唐，还有长阴，已经全失？”
“是的……现在东虏兵锋已经抵至长阴东面，哨探游骑估计已经接近济南。”
“可恶，可恶，他们竟不从德州过！”
清军从德州进攻济南，这是崇祯和杨嗣昌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清军从头到尾就没有这样打算过。
德州是北面的山东门户，是联接运河的一个要紧的军事重地，这样的城市肯定会被重兵防守，清军可没蠢到去和明军打十分惨烈的攻城战。
打从左右翼兵马入进之后，多尔衮和另外一路的指挥岳乐就商议妥当，打算从畿南方向，绕道渡会通河，往击空虚的济南。
现在这一次右勾拳果然是打的十分漂亮，打的明军根本不及反应，战前一厢情愿的布置现在看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崇祯君臣被人当傻子一样的耍弄，现在一切弄的一团糟糕，这君臣两人却是满腹的怨气，倒好象是别人做错了一般。
“如果在畿南一带，我们还有宣大和关宁兵马的话，东虏想从畿南一带深入山东境内，也是绝无可能。”
杨嗣昌一直是觉得自己的权力被限制了，而朝中的士大夫虚骄之气太重，而且也不愿真的为君皇解忧。
老实说，他觉得大明的田赋并不重，他也是精研过前朝史书的人，食官志，盐铁志，都是看的十分清楚。明朝的商税低到和宋元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宋朝，大笔大笔的盐铁专卖的钱源源不断的流入国库，海上贸易一年收几百万贯的商税，宋朝还把茶和酒都专卖了，想喝酒的百姓也是同时在给官府纳税。
这样南宋的赋税达到创纪录的一亿多万贯，不管怎么算，都是明朝财政收入的若干倍以上。
明朝的农税，民田才收每亩三升三合，甚至有的田连这个数也收不到，正常农税的水平就是百分之二左右，这个数字，比起汉唐是低的太多了。
一直到明亡，两湖，江南，闽浙，云贵，除了有土司做乱之外，其实并无百姓被逼造反，这似乎是从一个角度支持了杨嗣昌的论调，而杨嗣昌勇于任事，敢跳出文官集团外，无视本集团的利益，真心诚意的和皇帝站在一边，招致了大量士大夫的攻讦。
这也使得后世不少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同情杨某人，觉得他是实心任事才得罪了不少人，但这些人无视地方摊派给农民带来的无尽痛苦，黄榜虽少，白榜却是十倍于黄榜，而南方能撑的下去，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士绅权重，虽然士绅会欺凌百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员捞钱的胃口。
北方就不同了，自然条件原本就差，还连年灾荒，官府朝廷不加赈济，还要加派，朝廷每亩加几分银子，地方官员就加几钱，原本都吃不上饭，还得被如狼似虎的差役催科，缴不上赋税的，卖儿卖女也得完粮纳税！
这么一来，杨嗣昌的加征计划就成了一杯巨毒的毒酒，崇祯欢饮下肚的同时，结果就已经是注定了。
此时杨嗣昌满怀怨毒，兵事上，卢象升和他大吵，两人撕破脸皮，以彼此身份却几乎破口相骂，还好卢象升此时死难于战场之上，否则的话，杨嗣昌怀疑卢象升一定会在回师后全力攻讦自己。
他原本已经预备了几个计划，打算在战争结束后陷害卢象升被夺职和关入监狱，不过好在此人死了，但原本人死债消，此时战事极为不利，济南若失，他安排山东明军主力在德州的计划就是罪魁祸首，就算皇帝信他，但群臣交攻时，皇帝难免会心里不舒服，崇祯这个人的性格心性就是容不得一星半点的沙子，一旦有不满在心里生根，迟早就会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所以此时不妨把罪责全推在卢象升的身上，反正死人是不能辩解的。
果然，他这么一说，崇祯就是大为光火，拍案怒道：“卢某人辜负朕恩，畏惧怯战，一无用处！”
“此人虽死，然坏国家大事多矣。”
“他确实是死了吗？”
“臣已经下令前方彻底查明此人是否已经战死，将尸身验看清楚，暂且不准发丧，也不准收敛。”
“好，好！”崇祯恨声道：“若是不曾死，当彻查他躲藏在何处，朕必将以国法重处之。”
杨嗣昌懂得崇祯的意思，就算是死了，暂且也当没死，先晾在顺德府那边再说。崇祯此时，对卢象升的主战和“浪战”都是十分的痛恨，恨不得把卢象升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重重定罪心里才能舒服。
而且经杨嗣昌这么一引，崇祯果然是把责任大半放在卢象升的身上。
在崇祯心里，杨嗣昌忠诚可靠，能力出众，朝中大臣，论忠诚和能力兼并的，首推杨嗣昌。薛国观也可靠，能力也高，但忠诚上，崇祯总不是特别的放心，山东战事，原本是杨嗣昌判断失误，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