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世纪末，一位名叫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的意大利方济会修士写了一本数学方面的书。这本名为《算术、几何、比率及比例概要》（Summa de arithmetica, geometria, proportioni et proportionalita）的教科书是印刷术问世之后最早出版的书籍之一。虽然此书的侧重点是在代数和数学的其他方面，但是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阐释了会计学。
帕乔利记载了复式记账法（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种方法见诸出版物还是第一次。这种曾经被意大利商人所使用的错误检查方法1，最终广为流传。
玛丽·普维（Mary Poovey）是纽约大学的一名英文教授，也是《事实近代史》（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一书的作者。她主张，我们近代人对事实一词的定义2为具有某些定量特点的客观现实，此定义首见于中世纪。具体说来，普维认为事实一词的“发明”与复式记账法的产生有关。普维认为，15世纪左右引入了这种记账方法以后，人类才逐渐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信息。
当然，这听起来不太对。我们人类记载知识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就算有时数学真理不如分类账里那么客观，但它好歹也是事实。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是希腊米利都（Miletus）的一位哲学家，他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立论了人类的起源3：水是万物之源，人类从鱼演化而来。这也是阿那克西曼德不建议人们吃鱼的原因之一。
我们还可以看看另外一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他叫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他写下了“水酒相溶，水油不相溶”的事实。再看看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他写了很多关于自然的东西，其中包括一则对天气的讨论，他指出，云撞击产生雷，闪电是云与云之间摩擦的结果（就像电火花一样）。虽然古代哲学家想通过努力使世界秩序井然，但是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疏失和错漏的地方。
中世纪末期，世界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类型的知识的准备。中世纪及其会计系统让位给了文艺复兴时期，相应地，文艺复兴时期又为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事实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
随着科学方法的汇编整理，我们的周遭首次展现出实验般的严谨性，事实产生和颠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最终，可测的科学事实时代到来了。这是科学革命的要义：科学要求一个观点具有可证伪性4。一个概念看起来具有说服力是不够的，它必须要具有带动新知识、证明这个新知识是伪知识的潜力。我们已经见得很多了，这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往往是普遍现象。凯瑟琳·舒尔茨在《我们为什么会犯错》（Being Wrong）一书中写道：
这是科学革命的要义5：即知识的进步有赖于现有的理论在新的见解和发现面前土崩瓦解。在这种进步的模式中，错误不会把我们带离真相。相反，错误使得我们一步步靠近真相。
自从中世纪、科学革命以及见证了千变万化的技术事实的工业革命结束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这个令人兴奋的、全新的知识领域。但是，事实及其创建和更迭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自16世纪以来，我们似乎已经被越变越快的知识包围了。还会不会更快呢？事实半衰期本身会不会缩短，我们是不是必须学会越来越快地适应它们呢？还是说我们就生活在事实短暂的最佳点，过了这个点之后，某些领域事实的变化速度就可能会放缓？
在本书中，我探讨了各种各样可能加速的趋势，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科学认识，甚至是信息全球化。但是，我们将来会遭遇瓶颈期吗？还是说我们注定了永远要受万事万物越变越快之苦？
正如我在第6章中所说，城市创新的步伐正在加快。为了持续地增长，城市似乎需要定期进行剧烈的创新重置（从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到摩天大楼的建造方法），而剧烈的创新重置愈加频繁。人们在短短的一世代要经历多重快速变化，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况且这些快速变化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而研究伟大思想如何诞生以及如何融入社会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1971年，一个研究团队对自1900年以来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62项进步进行了编制6，意在研究这些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它们的属性。他们特别研究了这些重大进步彰显之前的阶段。他们发现，重大进步深入人心大约需要10年时间，而且在最近几年，这个时间缩短了。毫无疑问，如果类似的研究现在再做一遍，我们得到的数字会可能更小。
最近的气候变化甚至已经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在我们看来，这些事实原本并不属于中央事实。由于海平面上升，有一些太平洋岛国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消失不见，这引发了与国家状态相关的离奇问题：被淹没的岛屿已经是海洋的一部分，那么它还能算作国家吗7？马尔代夫（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