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的视觉1很特别。如果你把一只死的飞虫悬在饥饿的青蛙面前，青蛙并不会吃它。青蛙根本意识不到死飞虫的存在。但是，如果让一只活的飞虫和青蛙共处一室，那么青蛙一定会积极地捕捉它的午餐。
看来，青蛙只能看到运动中的目标：如果食物不动，青蛙就会认为它不存在。
虽然这有别于人类的视觉特点（我并不希望我的食物一直移动），但是我们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很容易发现移动中的和迅速变化的东西。但是，如果只有非常缓慢的变化，我们通常就意识不到。我之前讲过的“温水煮青蛙”也是这个道理，温水里的青蛙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死亡。尽管无凭无据，许许多多的人仍不断提起这个故事，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从中发现了一些道理。我们看不出公园里怪异的“人体雕像”在缓慢移动，我们无法看出植物的生长过程，天降温了以后我们才发觉穿的太单薄……我们不具备应对缓慢变化的能力。
人类的认知能力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会产生视觉幻象，需要越来越昂贵的安慰剂，记忆还经常被扭曲。人类在东非进化过，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我们每天面临的情况和当时作为搜食者的人类所面临的情况已截然不同。进化过程中有一些不完美的部分，导致我们对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无能为力。
这并不是说我们所做的选择都是不合理的、荒谬的，也不是说我们应该畏缩不前，不再与精彩的现代技术世界打交道。但是，我们的处世之道确实符合丹·阿雷利（Dan Ariely）所说的“可预见的非理性”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大脑和心理有怪异之处，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做出的决定，更好地认识我们为自己创建的世界。纵使我们获取新知和事实的方式不是完全理性的，但其中的偏差还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本章主要介绍我们大脑和心理的怪异之处对认知的影响。
曾经有人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问，为什么他会转变自己的货币政策立场，然后他说出了一句不朽的箴言（尽管可能是他杜撰的）：“当事实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会改变我的想法。您会怎么做呢，先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像凯恩斯那样做。我们被困在原地，动弹不了，就算与事实的改变撞个正着，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原因纷繁复杂：可能是我们未能察觉变化，可能是我们不相信变化正在发生，还有可能是我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些事实，我们的不完美让我们无法立即适应身边的变化。
纵观我们的一生，那些缓慢的变化（人生的中央事实）皆是如此。不管我们出生时世界是什么状态，过不了多久，我们往往会把它当成正常状态。
这种情况叫作变动基准线症候群（shifting baseline syndrome），它指的是当我们出生时，或初次遇到某种情况时，我们如何适应那种状态。由于我们只能看到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变化，如果缓慢的变化延续了好几代人，那么我们常常无法察觉到。
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在提出世界鱼群数量变化时创建了变动基准线，他是提出这一概念的第一人。当欧洲人刚开始在纽芬兰（Newfoundland）和科德角（Cape Cod）捕鱼时，鱼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17世纪的时候，科德角的鱼如此之多，2“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划船前行”。好像没有什么能够减少它们的数量。但是，人类捕鱼史尚不足两百年，可是许多物种都灭绝了。
这怎么可能呢？保利对此描述道：
每一代渔业科学家都把职业生涯刚开始时的鱼群规模和物种构成作为基准，并以此来评估之后的变化。当下一代人开始其职业生涯时，鱼群的规模进一步下降，但是这时鱼群的规模又被当成了新的基准。结果就是基准线逐渐改变，鱼群的密度下降，自然资源中的物种渐渐消失。
每当我们迎来新的开始，定好基准线后，记住事物的“常态”总是很容易的，有时这可能只是我们下意识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左右我们的思想，因为它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当然，变动基准线还可以在小处以更微妙的方式影响我们。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艾伦·凯伊（Alan Kay）对科技的定义是“人类诞生之后的所有发明”3。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定义代表了一切新兴的、颠覆传统的一流技术创新，如网页浏览器和iPad。如此一来，我们便忽视了身边旧有的那些同样重要的技术，从铅笔到窗玻璃，都属于这一范畴。
但是，即使在一个生命周期内，一般性的事实惰性无处不在。不知道你在纽约乘地铁时有没有向老纽约人问路的经历？你本以为他的回答是一趟以数字或字母命名的火车，结果，你会听到很多IND、BMT、IRT这样的词汇。其实这些神秘的首字母缩写是机构的名字——独立地铁（Independent Subway），布鲁克林–曼哈顿线（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