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固定不变则较为少见。就拿所谓的古代礼法即古代规章制度来说吧，它究竟是指什么时代的呢？从有历史记载的历代圣王来看，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直到周文王、周武王，都各有一套因时制宜的做法，究竟哪个朝代的东西才算是我们应循的礼法呢？可是“反古者未必可非，循札者未足多是”。公孙鞅的这些说法非常有见地，使得反对者再无可言，秦孝公也由此坚定了变法的决心，说出“寡人不之疑”的话，并向全国颁布了变法的命令。
自此时起，前后历经二十余年，秦国君主采纳公孙鞅的主张，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从而使秦国一跃而跻身强国之列，连中原诸侯都对它刮目相看。
不过，就像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情况一样，锐意改革、为秦国作过重大贡献的商鞅并没有因此而受到理所当然的欢迎。他固在厉行改革中触犯了一些贵族权势的利益，由此而在无意中得罪了很多人。待秦孝公死后不久，他即受到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报复，被“车裂”即五马分尸。他的遭遇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人类社会在前行过程中不同思想势力斗争的激烈与严酷。
当然，一个人的努力不会总是白费，商鞅虽然以身殉其事业，但他的思想仍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流传，而他所开创的种种变法政治纲领，又一直被以后的秦国统治者所继承。
商鞅思考变法，立足于秦国的实践，据说他在入秦时已具体了解了其国的各方面状况，所以提出的施政方案很有针对性。另外他又不拘泥于小处，而是从宏观的高度，从法与礼这两个最关键性的施政环节，能较为深刻地体现出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根本要求，所以使其有关法治的学说构成有体系性的理论，从而在思想界中也因倡导“法家”而获得一席之地。
农战（节选自《商君书》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国去言****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不偷。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疆。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得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朴一。民朴一，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所以宴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之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事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疆，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日。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日“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恬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亡国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媵蚵蝴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岣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独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