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从“参验”论出发，提出了一套任用选拔官吏的原则。韩非认为必须量功录用，注意严格考核，说“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即放在一定的官职上试用’再考查他的功绩。又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须从地方低级官吏中提升起来，猛将应当从士兵中选拔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贵族世袭制的一种挑战。韩非把注重考查，逐级提升官吏提高到关系“失政亡国”的高度来认识。这对今天的现实来说\"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韩非讲“法洽”，还数列了一大堆主张：“明君务力”，“举实事，去无用”，“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不务德而务法”，不“求贤智”，不“期适民”，“明吾法度，必吾赏罚”，“民智之不足用”等。归总起来说无非是注重实力、强调功利、推行强权政治。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是当时“争于气力”的现实在意识领域中的一种反映’但可以看出韩非是轻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的。
本篇不失为韩非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不但提出了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的“法治”主张，还梳理了儒、墨两大学派的历史发展脉络，但韩非两眼只盯住一个君主’为确立法家思想的绝对权威，不惜走向极端，提出思想文化专制的主张，宣扬愚民政策，反对学术争鸣，搞的是。我花开放百花杀”，对后世有极为消极的影响。韩非强调许多事物“不两立”，“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不承认对立的统一，看不到相反相成、兼容互补，走向了片面性、极端化。然而通读《韩非子》者都不能不感佩韩非思想学术内容的丰富而深刻，包括片面的深刻，也正是有如此宏富的思想才加快了先秦思想大交叉、大融合的新时代的来临．才成就了秦汉之际儒法合流及其以后两千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阳儒阴法、德主刑辅的思想体系格局。
更法（节选自《商君书》）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札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恡，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赏析】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商鞅及其后学思想言论的著作。“商君”者，商鞅之尊称也。《更法》在此书二十四篇中列于首位，其文并非商鞅自著，而是别人对其故事的一段记录。
事情大约发生在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前后，当时作为卫国贵族后裔的公孙鞅（后封商、于之地，故称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之令来到泰国，欲推行变革，以改变其地域偏僻又积贫积弱的面貌。秦孝公为此特召集朝廷重臣来议论此事。在这过程中，秦孝公首先表示了自己欲“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即根据国家实际情况变化以采取有效施政纲领的宗旨，以引出各人的意见。其时公孙鞅马上以坚定的态度表示变法的决心。以后则有甘龙、杜挚表示了相反的看法。甘龙认为旧习惯、旧办法最不容易犯错，也能被人接受。杜挚的说法则比较有变通，提出要考察一下变法之利究竟有多大，若达不到“百十“倍之功利，不妨弃之不顾。公孙鞅分析他们这些说法都出自守旧观念，认为从历史上看，变化发展是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