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末，王权衰落，诸侯崛起，天下纷争。与之相应，官失其守，礼崩乐坏，士阶层蔚然勃兴，私学兴起，私家著述相继出现。到战国时，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蔚为风尚。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主要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家十家。先秦诸子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阐述各自对自然对社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具有鲜明的特点。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如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主张兼爱尚贤，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韩非子则大倡法术势。与之相应，文风上也各具个性和风格。如《论语》简括平易、迂徐含蓄，《墨子》质朴明快、善于类推，《孟子》气势恢宏、辞锋雄辩，《庄子》汪洋恣肆、文思奇幻，《荀子》浑厚缜密、比喻繁富，《韩非子》严峻峭拔、论辩透辟。语言上，它们都善用比兴，深于取象。如《庄子》“寓言十九”，引物连类，取象之深厚，为诸子之最。在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先秦诸子散文，在思想和创作上，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
儒家文学思想的理论演变
在我国先秦时期，文学尚不具有独立的品格，文学观念中掺有很多非文学因素。而且，先秦儒家诸子对“文学”的理解，均比今人要宽泛得多，也模糊得多。另外，孑L、孟、苟诸子对文学也多是从政治、伦理的社会学角度来言说，对文学的社会功用之类话题关注较多，而对于文学自身的特质则较少留意。因而无论从文学对象，还是从文学形态自身来看，先秦之“文学”，离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相去甚远，其实不妨称之为“前文学”，即一种尚未完全具备文学本质特征的“前”文学形态。
先秦文学虽不独立且面目含混，但已经孕育了后世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应的，先秦儒家诸子文学思想虽不具有明晰的理论形态，但很大程度上成为后世文学思想的源头。
我国春秋晚期，由于社会秩序的重新整合，原先位于天子王公卿大夫等级序列中的士，在社会和文化的大迁移中，摆脱了原先固定的职司和狭小的职事范围，冲决了束缚他们的从属关系和礼法约束，从西周封建宗法社会中的最低等级，蜕变为一个“无定主”、“无恒产”的社会阶层，不仅在人员构成、存在方式上变化很大，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气质上发生了质的改变，并成为日后“文人”的母体。“士”经过孔子，拥有了目的原则、境界，既向上凝聚起士的人生，无疑便主导了他们努力的方向。“道”这一概念在化为士的精神归宿和依托的同时，也就作为一个至高的价值为士阶层的文化缔造起了一个富于涵摄力的总纲。换言之，修身立德，平治天下，学识文章，这些以孔子为代表的士阶层的高目标榜，将在“道”的笼罩下展开，“道”乃是“文”、“人文”的根本。而先秦儒家诸子的兴起，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更是代表了先秦儒家的价值取向。既然“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本体的意义，儒家又将它确立为人生价值的精神总则，则所谓“文以载道”，就是“士志于道”的一个具体化。
先秦儒家认为，文学对道德情感的感染和陶冶具有重要作用，并与社会政治及其现实状态密切关联，相信它与世道人心、民生事用息息相关。孔子认为诗能使人兴观群怨、事君事亲、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把文学视同修身广知的工具。孟子则认为对文的正确运用，就能达到“与民同乐”的仁政境界。而荀子对文的倚重，更不下于先辈。事实上，孔子以后的孟子与荀子，在肯定文章述作价值的同时，又始终视文辞为第二性的，附着于人类存在的根本大道。就先秦儒家诸子说来，文章言辞不外乎被作为体现“道”的形式或实现“道”的方式。这样，一切形诸文辞的作品，包括文学，都要由一个至高无上的“道”来统驭，要求所有精神的载体、思想的创造物，都成为“道”的体现。
孔子所处的春秋之世，整个社会陷人了混乱无序的状态，西周白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来调整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礼乐文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人心不古，私欲横流，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强烈的使命感使孔子提出重建社会秩序的理论主张。因此，明道救世就成为孔子及其儒家对社会关怀的终极价值目标。与此相关，孔子的文学思想，作为他仁学思想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