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这段文字，我们会发现什么？即使卡夫卡一生都在抱怨父亲对他的粗暴，母亲过分服从父亲吝啬给予他全部母爱的懦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他的家庭，他较为鲁迅安逸的童年和之后的生活，是使他能够一直保持童话追寻的直接原因。1924年去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养病之际，卡夫卡在多拉甜美爱情的滋养下愉快地与父母保持着通信：
我不指望能有布拉格团聚的美满，因为那会扰的阖家不宁；但我希望能在一个漂亮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团聚几天。……正如你们信中所说，于是我们就可以“好好地喝一杯啤酒”。
……我现在常常于炎热之中回忆起，我们以前曾定期地一同喝过啤酒——许多年前，每当父亲带我出去游泳时。
也就是说，正是父母姐妹的亲情与多拉的爱情使卡夫卡一直没有突破“风月宝鉴”反面的美好世界，他终不能像鲁迅一样，怀着悲凉的心探索荆棘丛里的万千条歧途，心中虽然装着美丽的百草园、深蓝天空下金黄的圆月，月下守护西瓜田的英武少年。这些让他感到暖，但正是这暖使行走在丛生歧路上的过客内心更加悲凉、义无反顾。童年的美好和纯粹逐渐被眉间尺的父亲打造成一柄纯青、透明的剑，卧在火光中，闪着冷冷的光，那剑名为——魏晋。他在空虚时常常擦拭，内心呐喊着“杀敌”；他在战斗时，那剑不出鞘，不见血，只在他头顶闪动青黑的光。魏晋文化就是这样与他形影相随的，“世界上有摧毁文化者，也有保全，补救，推进者，鲁迅说：‘我是愿意属于后一类，也分明是属于后一类的。’”如果鲁迅的家庭没有遭受1893年的变故，他不会经历为父亲求医，担当长子分内事的经历，不会体验那些烙在早慧少年心间的龃龉和苦难，他会不会是中国又一个胡适，或者与他论战的林语堂梁实秋之流呢？
童年经历，对每个敏感又自尊的孩子来说，足以改写人生。卡夫卡的家庭相对是幸福的，他也没有遭受鲁迅所遭受的那些苦难，那为何我们今天在读他时，感受最深的依旧是刻骨铭心的伤害和恐惧？卡夫卡自己在生命弥留之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生活的幸福，我们必须和世界一致。这就是‘幸福’的含义。”他试图对自己一生的恐惧和逃避做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在《歌女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卡夫卡连用4个问号和3个“难道”问出这个问题，“难道不是这个民族以其聪明智慧把约瑟芬的歌唱抬的这样高吗？”答案是：
……正是由于这种歌唱是不可缺少的。
“卡夫卡如此宁静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的民族需要他的艺术。”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家庭幸福与民族苦难交织在他灵魂内的矛盾与恐惧了。上帝选中摩西作为犹太人的领袖，在40年的逃亡中，他把一群奴隶领导成一个优秀的民族；上帝选卡夫卡作为20世纪犹太人的歌者，卡夫卡说，我不能啊，我要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像每一个犹太男人一样；可是上帝冷笑着拒绝他。上帝因撒旦的一句挑衅而以约伯为代价去证明；上帝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于不顾，是因为他要使他重生，上帝看顾他的儿子耶稣；上帝像一个荡妇勾引着孱弱的卡夫卡，说，唱吧，你要唱，哪怕喉咙成为“巫婆制作迷魂汤的厨房”，你唱出血来，那才是信，你会因信称义，成为义人，你才会招我喜爱。卡夫卡在这样的胁迫下无力倒地，说，“真跟一条狗一样”。
所以，疾病中的卡夫卡要造自己的童话，来对抗上帝。而疾病中的鲁迅，背负着魏晋这柄剑，将自己钉在世界的十字架上，在锥心的肉体毁灭中走向精神的超越。“……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五所有；与无所希望中得救。”二、“我行太远，孑然失其侣，我见放于父母之绑矣。”
“上帝被取代了？不，上帝每天都在取代。人们从来不缺上帝。”20世纪作家的普遍情绪被“上帝死了”所困扰，加缪曾说“如果上帝存在，一切就都取决于他，我们全然不能违背他的旨意。如果他不存在，一切就都取决于我们自己”。上的帝的缺席宣判了文学的主观性之诞生。鲁迅和卡夫卡站在疾病的心脏抚摸大地，大地发出痛苦的呻吟，满目疮痍。恩格斯语说，“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时代变革的，这一讯息最初的接受者是疾病王国的公民。因为肺结核疾病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杰作。敏感的病人再加上诗人这一头衔，成为一切痛苦的最直接体验者，“……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弱小者的上帝是无所不能而伟大的，强大者的上帝是苍白胆小的。疾病中的鲁迅自己做自己的上帝，他体会到十字架上耶稣的肉体疼痛，他开始自己审判自己，“嚼心自食”，却“本味不能知。”这是一种宗教式的自问，正如有人说卡夫卡，“他不是一位宗教作家，但他把写作当成了一种宗教”。卡夫卡对写作的虔敬带着对宗教一样的执著。他终在写作中找到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终“穿过罪恶之众矢\/进入天堂之宁静”輧而鲁迅没有。中国文化没能给他预备一个健全的，可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