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卡夫卡不太惊异于疾病所给予的身体痛苦，就像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形之后并不为此太过恐慌，而是对如何以这副样子出去工作而烦闷，“我若是对老板来这一手，我立刻就会被解雇。”这正是卡夫卡在病体之外达到一种思想的超越与生存。他甚至不会去照镜子反面，而是直到疾病吞没肉体之时才发现，自己毕生追求的就是它的反面——“内心所要求的真实的幻觉”，对宗教的信仰。
卡夫卡和童话的关系，远不比鲁迅和魏晋的关系来的明朗易懂，如果将他一生的写作动机看作对童话的描摹和追寻，是有点残酷的，因为终其文本世界和现实生活，都是由恐惧、寂寞、疾病、讽刺交织而成，找不到半点有关童话的寓意。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是否正是艰难的生存悖论构成了他对童话的追求的向往呢？他造在地面之下的巴别塔是否正是一部漫长艰辛的童话史。而疾病正是造塔和建构童话写作的动机，一如鲁迅在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之后写下颇具魏晋文人气息的《孤独者》与《在酒楼上》。
肉身陨落之前，魏晋已融入鲁迅的灵魂，铸就了他严谨不羁的文风和洒落个性；卡夫卡则一直追逐着他的童话——犹太人的宗教。因为疾病“，童话”和“魏晋”成为卡夫卡和鲁迅的终极关怀。是疾病让他们对童话和魏晋发生了几乎一种近乎对乌托邦一般的追求。“确切地说，乌托邦是一种升越，那种人类的忘却和消失——与一开始就没有个体化特征的动物所达到的情形完全对立——由这种升越而产生，作为一种强烈肯定的力量……”从对疾病的反抗到对疾病的肯定，乃至超越，鲁迅和卡夫卡将其作为一种力量，对抗存在的悖谬。
鲁迅与魏晋的关系和卡夫卡与童话的关系，就是作家文学观、人生观与形成作家文学观、人生观之因素的镜中图解，对它们的研究建立在疾病的基础上，意欲从疾病所给予他们的“疾病王国公民”这一身份来解开鲁迅、卡夫卡的生命内核，是探究20世纪文学巨人的另一渠道，“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亡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很有意味。
一、疾病之身
余杰在论及肺结核给予鲁迅与加缪的精神和肉体疼痛时这样说，“无法治愈的肺病让他们赤裸裸地面对死亡，勇敢而诚实；也让他们在绝境中寻觅希望的可能性，严重而艰难。”（余杰）同样，病中的卡夫卡也一直有这种欲求，当他看到一位肺结核晚期病人的病貌时，恐慌让他中止几十年不食肉食的习惯，一如他在婚姻恐惧症时大量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书籍一样，这位“精神邻居”的书籍，对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随着岁月与生活的展开，卡夫卡会越来越与克尔凯郭尔纠缠不清，以至最后发现后者与他天然具有”精神邻居“的关系……”克尔凯郭尔是一位具生存论、精神分析、宗教神学为一体的哲学家，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克氏有名的人生三种状态（美学的状态、伦理的状态、宗教的状态）
对整个西方文学思想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他的伦理状态中的婚姻是走向信仰（宗教）状态的羁绊，而这正影响了卡夫卡本就不堪一击的对婚姻的态度，使之成为顽固的婚姻恐惧者。“屈身于未来的乃是人类软弱无能的表现；同未来作斗争才是最崇高的事。”这就是克氏信望爱的宗教观。他给予病中的卡夫卡一种依赖和力量，成为卡夫卡安放骚动病体的安全土壤。同样，“正视淋漓的鲜血”是以一种文化为土壤的，鲁迅从小浸淫古典文化，不会做到完全的摒弃。而且他的老师章太炎正是深谙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在古今文之争中，他站在古文经学一边，标榜实事求是，底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臆测武断”。传统古典文化已经不自觉流淌在他的血液里。而且一如其师“依自不依他”的原则，鲁迅并不为其所缚，而是广泛借鉴西方学说，视野更为广阔，“超越考据，直探义理”。在学术成就上，鲁迅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重魏晋“清俊、通脱”的文风，在传承其师“由儒入佛，以佛释庄，最后达到儒释道互补之境”的基础上做出了超越；在思想上，更可窥见鲁迅对嵇康阮籍（更多是嵇康）一脉的激赏，鲁迅在所谓魏晋风度建安风骨文化表层的上看见乱世和暴政不容嵇康阮籍之类社会异类的辛酸，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的讲演，其实正是从文人——文章——药——酒之间揭示魏晋社会怎样一步步将优秀的知识人逼入异类范围的过程。魏晋时代，普遍弥漫着“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清新风气，人“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某种追求、理想、信仰而活着……”輥但是统治阶级不需要这些，他们往往希望优秀的知识人只是个为他们所用的工具，是彻底的“御用文人”。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是他们不安于被统治的信号。这一时期最最能代表魏晋文人的典型文学作品有：《古诗十九首》、《咏怀》、《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及三曹的诗文。在一个江山易主频度最高的、一个旧的思想业已打破而新的道德信仰尚未确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