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世界上的人没有谁可以无根的生活，无论如何，人们都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对于莱拉和那些身处异域的移民者来说，本来想象的新的环境文明的城市，但是“由于文化信仰、价值观念、宗教传统难以弥合的鸿沟，其心理距离反而加大了，文化分歧和敌对情绪日益俱增”,这直接导致了文明冲突下像莱拉这样的外乡人对自己身份归属感的追寻。我们可以看到后殖民时代的移民者在文明冲突中的处境尴尬，他们的无根状态和“他者”地位直接导致了他们文化身份的模糊感和不确定性。在拉康看来，每个人都需要周围的他者来确认自己，从而在有秩序的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在《金鱼》中，莱拉和那些异乡人一次次的流浪，实际上就是他们在一次次追寻自己身份的表现。
文化身份是人们获得心灵寄托和安全感的自然需求。身份归属的不确定性导致莱拉和像莱拉这样的异乡人精神上的孤独,这直接导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缺乏与人正常交往的能力,遇事无法率性而为。若耶近乎变态的“呵护”和像奴隶一样的“囚禁”让西蒙娜感到无奈和窒息；像朱丽娅那些没有正常职业的移民者失败的人生经历令他们惶恐；现实社会中的种族主义使他们厌恶；诺诺由于社会的种种压抑和排斥而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他们竭力摆脱落后的生活状况和冷酷社会对他们的束缚，然而幻想着的美好生活却只能因为现实的残酷而遭到社会和他人的冷落。他们在寒冷而凄凉的社会大海中，孤独地徘徊在大海的边际,竭力寻求自我身份的归属感。
在流浪旅途中的开始他们是幸福的快乐的满怀憧憬的，他们看到的城市是美丽的、人们是时髦的、就连街头的狗都是那样惹人喜爱。刚开始他们眼中的城市一切都是好的，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最初目标，本应感觉到高兴，事实上，他们会很快地意识到幸福是瞬间而短暂的。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们感到了一种无限的空虚感和无根性——没有文化根基、家园意识和身份归属感，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痛苦。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无知而又无奈，充满恐惧、不知所措，伴随的只有麻木的抓狂和痛苦。他们处于灵魂流亡的异地,缺少社会和文化身份的定位，这一切都日渐削弱了他们对这片异域土地的热情向往。他们憧憬着平等和谐的生活，希冀和那些当地人没有距离感的生活，他们以“他者”的身份寻求全然的自我表现和文化认同,却愈发感到了自我身份的边缘化和处境的低下，他们的身份在现实社会的迷失使得他们义无反顾的要离开。
残酷漠然的环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直视这些异乡人自我身份的归属问题,并带他们走向怀疑与否定。当莱拉读到“为什么有一天你会远走他乡？”时，她有对这句诗深深地认同。加尼科每天都在说：“总有一天，我会走掉的。”在这些城市中，他们发现了自己的边缘处境和非人的礼遇，这些足以扼杀他们的激情和理想,足以把他们变成了一具掏空了思想与灵魂的僵尸，就像诺诺和西蒙娜一样。他们的边缘文化身份使其丧失了言语行动的能力,因此只能作为超然的“他者”来审视本土和异域之间的文明冲突,从而迷茫于柏拉图式的精神幻想中。
作者通过《金鱼》中对这些异乡人遭遇的描写，实际上正是来自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在看似现代文明与发达的城市社会中，实际上充满着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酷性,以及对个人思想感情和人性扭曲方面造成的灾难。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探索了在文明冲突禁锢下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归属,强调二元对立文化双方要通过对话与交流,实现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均衡发展。同时也表达了对单一文化身份认同的忧虑和多元文化交融与共存的企盼，以及对不同文明之间的话语沟通，相互保护的肯定。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给予我们太多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我们必须拔出这些用来对付异己文化的“身份”标志,才能实现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和睦共处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始终应该以个体的发展和解放为前提和依据。在福柯看来，现代西方理性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个体疯癫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流浪汉、罪犯、移民者几乎都被看成是疯癫的孪生。把一种现象说成是一种疯癫，并加以各种形式的迫害，本身就是一种疯癫，因此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时代已经在现代社会中疯狂显现。
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重新定义了疯癫和疯癫的历史，疯癫不再是一个牢固而稳定的本质主义概念，疯癫史也不再是叙述一个有稳固所指的疯癫的历史进程。这里，疯癫和历史都是动态、生成和演变的，他们相互作用，不仅仅历史在变化，疯癫概念本身也在变化。对于像莱拉一样的异乡人来说，他们对现代城市社会的衣食住行和言谈举止都有一种本能的距离感，他们深处原始自由开放自如的非洲大地，她在“享受”到现代西方文明的同时也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约束和限制。一道道的绳索呈现在这些异乡人眼前，应接不暇，来自法律的绳索、道德的绳索、利用关系的绳索……这些绳索表面上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