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斥着饥饿与死亡的集中营其苦难无法言述，也无法描绘。这种苦难超越了个体，超越了种族，成为所有人的隐痛。集中营作为历史的污点与罪恶，今天的我们拒绝提及。但当时置身于其中的犹太人又是怎样面对的呢？久尔吉面对无力抗拒也无法改变的命运，选择了隐忍与承担。充斥着集权与恐惧的集中营，既然是犹太人无法逃避的生存空间，那么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也就本该如此。他的这种坦然正如黎尔凯认为的那样——我们要尽可能深远地接受我们的生存。久尔吉是在懵懂中被投入集中营的，上班的路上，当警察要求戴黄色六角星的人下车时，久尔吉顺从地下了车。他不曾问到“为什么要下车，下车去哪儿”之类的问题。孩子以无知和单纯来面对生活的变故，他不曾意识到“从下车的那一刻他的厄运就开始了”。从海关署到宪兵营，他目击了别人的逃跑，自己也得到了警察的默许与鼓励，久尔吉却诚实地留下，还是孩子的他根本就不知道“逃跑意味着什么，留下又意味着什么”。
在国内同胞的引诱和欺骗下，久尔吉和他的伙伴积极报名去德国。天真的孩子们以为这样的选择可以摆脱歧视和受压制，而到达一个井然有序、有事可做的新地方。从奥斯威辛到布亨瓦尔德再到泽伊茨，他们如同动物一般的被驱赶，那些美好的向往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在奥斯威辛，老弱病残直接被投进了毒气室，久尔吉的朋友莫什科维奇也没有幸免；那些还有使用价值的囚犯被送到泽伊茨集中营作苦役。起初，久尔吉诚实地劳动，坚持清洗，希望自己能做个好囚犯，做个合格的奴隶——在集中营，做个好奴隶就是其价值所在，这是环境所致，也是环境所迫。但集中营的恐惧与地狱性主要表现在它的“非人”上，那里的囚犯不是人而是物件，既然人是物件又何来愿望呢？久尔吉认真劳动，使劲干活，干到手指出血，招来的却是一顿训斥。在这里，连想当个好囚犯的卑微愿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起初，在挨了纳粹分子的耳光后，他也有沉默的愤怒，但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残暴使纳粹分子灵魂扭曲的同时也给受苦者带来了麻木和异化。正如书中所说“虱子在我的伤口上吸食着营养，我试着想把它们抠出来，又耐着性子想把它们挤出来，但一切都是徒劳无功，而且它们会更加顽固和死皮赖脸地进行反抗。到头来我只能听之任之了，眼巴巴地瞅着这种朗朗的饕餮大餐、这种盈盈的狼吞虎咽和这种毫不遮掩的幸福逍遥。再到后来，我甚至从各方面都有点理解它们了，最后我的怨恨也渐渐消失了。虽然仍然有那么一点不太乐意，但我想这也是自然的一种安排吧。我把纸绷带重新盖好，从此不再与它们斗争，也不再生它们的气了”，如此恐怖恶心的场景却让他获得了一种扭曲的快感。还是孩子的久尔吉用平静的近乎冷漠的态度讲述集中营，他的麻木和弱者求生的本能正印证了这样的话：一个人一旦知道了自己也不能幸免于死，那还惧怕什么呢？
久尔吉屈从集中营的恶劣生活，屈从的极致就是放弃了生的抗争。就在他以为自己将被投入毒气室、焚尸炉的时候，集中营的医生和护士对他进行了救治和照料。面对这种殊荣，长期处于惊恐状态下的孩子觉得舒适的床铺，慈爱的医生，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先商议好的骗局。如果没有什么潜藏的目的，病人怎么会被带到一个与他们所有的经验和正常思维完全矛盾的地方？回想起在奥斯维辛的记忆，那里也是将目的掩藏在草坪与鲜花下。他用惊恐和怀疑的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一切，集中营带来的内心阴影和人性扭曲使孩子对一切都持否定态度。
如同懵懵懂懂被投入集中营一样，久尔吉也在糊里糊涂中获得了解放。集中营的生活让他经历了饥饿，经历了生死，让幼小的心灵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十四岁的久尔吉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和自己亲身遭遇的一切，既无法完全理解但又必须刻骨铭心地留在记忆深处。
当他重回故国，漫步在从前的街道上，这时的久尔吉已不同于一年前那个“敞着外套，张扬着青春和纯真”的少年。集中营的生活成为过去，但它带来的人性麻木和扭曲能得到彻底的矫正吗？他向斯泰奈老伯讲述集中营，而他们却怀着对久尔吉的关切要求他忘记这些恐怖的事情，因为那段生活已经结束。初恋女友曾哭着向他询问犹太人的意义，当时的男孩束手无策。当经历了集中营的久尔吉能够告诉她“什么是犹太人”时，她认为说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男孩在死亡中获得幸存，怀着眷恋回到故国，却发现自己与他人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当他向人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当他需要宣泄内心的苦楚时，连朋友、曾经的初恋女友对这些都予以漠视。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已时过境迁，谁也不愿去回顾辛酸的过去，谁也不愿去碰触心灵的伤疤。他们需要的是彻底的忘记，忙着寻找新生活的人，要尽量抹掉关于过去的记忆。因为过去不仅丑恶残忍，而且在这丑恶残忍中少有人不被污染，少有人没有苟且，人们不愿面对自己。既然人们都不愿面对自己，面对过去，又怎么愿意倾听久尔吉关于集中营的唠叨，又怎么有耐心和他一起回味辛酸的过去？发生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