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的后部分，仍然沿用了小说中K．的叙述视点，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也变得令人难以把握，而人物话语所体现出的人物个在处境更加强了这一特征。比如在写到K．的两个助手时，小说这样描述：“K．心里很清楚，那是两个严密监视他的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盯着K．。”“K．心理很清楚”，这表明这是K．单方面的想法，这两个由城堡派给K．的助手无疑是小说最滑稽的两个人物，不但长相一模一样，还到处插科打诨，但是究竟是不是像K．所认为的那样是城堡派来监视他的，我们不能肯定。而K．确实如酒店老板娘所说“到底是个外乡人，一个保人都没有，家庭情况在这里谁都不知道”，因此老板娘怀疑K．也是理所当然的，K．也是值得怀疑的。所以K．的情人弗丽达也在老板娘的怀疑之下揣测“你之所以打我的坏主意，跑来纠缠我，因为你把一个酒吧女招待错误的看成命中注定的、随便哪个伸手求欢的酒客都可以玩弄的牺牲品。你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想在贵宾楼过夜，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当然就是利用我。认识我以前和认识我之后你都坚决要见克拉姆，而现在呢，有了我这条可靠的路子，靠我就能很快地真正去接近克拉姆，甚至以更优越的身份去到克拉姆跟前了”。如果弗丽达的揣测是真的，那么K．追求她则完全出自功利目的：试图通过城堡官员的情人弗丽达而接近官员并进入城堡，这就不可避免的打破了《城堡》最后的神话——爱情神话。而反过来说，也可能弗丽达是最不理解K．的，正是她衬托出了K是被真正放逐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由此我们看到，从小说的第四章开始，小说回避了叙事者的声音，开始完全由对话来讲述。这种局限的视点和没有任何背景的声音让我们对人物话语的真实性无从判断，因此小说呈现出不可解释性和真理的不可捉摸。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开始说话，正如男教师所说：“我不是一部机器，是个活人，我得把我的看法告诉您”，每个小说中的人物都成了活人，他们迫不及待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人物开始脱离叙事者，他们在小说中有了自由的话语和独立的意识。正是在各个人物的话语所显示出的种种不同又合理存在的生命境遇与思想观念之中，K．的声音被边缘化了，成了可有可无的声音。小说打破了以往我们在阅读小说时习惯无条件地认同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心理机制，在《城堡》的后部分，在“众声喧哗”的对话中，我们发现，K．的声音不再那么确实可信了，K．成为无确定性和无意义的形象，正如他的名字所表示的那样。
巴赫金强调现实世界，导致他复调理论的作者立场问题总是遭人怀疑和诟病，而黑格尔的追随者们仍然坚信精神统一是艺术小说的核心。巴赫金把精神统一完全排除在外确实值得商榷，因为就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巴赫金所谓的复调特征也可解释为小说家为佐证和肯定统一的精神而进行的自我辩白，尽管他的肯定似乎远比他要否定的东西来得软弱。但最终，在《罪与罚》里，作者还是让索尼雅的上帝战胜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理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又用佐西马长老的临终遗言来驳斥了伊凡·卡拉马佐夫的“现代俄国无政府主义大杂烩”。从这点来看，在卡夫卡荒诞的“现实世界”里，巴赫金人物的独立性和对话性与多种声音复合的复调特征变得更加成为可能，在小说总体性荒诞的背景下，卡夫卡比他的先辈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得更远了。
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无论从其形式方面还是内容方面来看，主要的激情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一切人的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进行斗争。”认为正是这种让人取消内心自由的心灵物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中心。他的主人公时刻面临这种危机，因此不断与自己和他人进行着紧张的对话，顽强努力的确认自己，并且很难同自己取得一致。正因为这样，他的主人公总是生活在自我的内心世界，外界的社会环境反而成了他们自我意识的附庸。而在卡夫卡这里，巴赫金所谓的“物化”具体表现为了一种荒诞的形式，世界的真相各执一词，毫无真理可言，而K．只能被任意摆布而不由自主，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在小说后部分的对话中我们看到，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又都和K．一样，对他们来说，K．也是这荒诞世界的一部分。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徒劳个体的命运被荒诞和未知掌控，这就是人类的生存状态。米兰·昆德拉说：“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的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当然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背后隐隐出现的，它好像预兆着我们的未来。因此，人们在谈卡夫卡的预言的纬度。但是，即便他的小说没有任何预言性的东西，它们也并不失去自己的价值，因为那些小说抓住了存在的一种可能（人与他的世界的可能），并因此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干什么。”輥就像《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一样。
因此，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人物的自我意识不同，《城堡》中的人物处于无真理并且无意义的荒诞世界中，这个世界没有杀人赎罪的道德评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