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财富聚集到了自己手上，也就是敛财。所以商人让社会改观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回报社会。乱世之中，与百姓生死息息相关的是药，于是胡雪岩仔细思考之后选择开药店而济世。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胡雪岩的成功并不紧紧在于把生意的规模做大到极致，更在于他在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才会得到百姓长久的认可。胡雪岩认为发了财就应该做好事，就好比每天吃饭一样是例行公事。
当时社会动乱，太平天国、小刀会等起义很多，各地战乱频繁，很多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在风餐露宿之中或者水土不服，或者旅途劳顿，很容易得上疾病。但是他们的身上一般都没有多少银两，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开医馆。胡雪岩在此时开办药店自然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济世之举。他不能看着那么多人倒毙途中，自己有能去救却不救。在清军与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胡雪岩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为了能够“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浙江因气候适宜，有很多品质优良的草药，杭州城内的医药业也很发达，胡雪岩身处其间，不仅受到了“悬壶济世”的中医传统的影响，也有良好的条件去从事这个事业。因此，胡雪岩下令在全国各地钱庄另设医铺，对前来看病抓药的人有钱的少收钱，无钱的则免费看病送药。通过做这个慈善事业，胡雪岩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形象就大为不同的。
另外，胡雪岩还与军队做了沟通，他与湘军、绿营达成协议，答应只要军队出本钱，购买原材料，让名医去配药之类的事情都由他负责，药物配成之后，他会派人送到军营之中，如此一来，军队的后顾之忧就少了许多，曾国藩在得知此事后感叹说：“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科举考试之时，胡雪岩考虑到很多士子因为刻苦学业，为准备考试又通常熬夜，一路跋涉前来应考，身心疲惫，因此就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士子是治国之才，胡雪岩此举不仅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也赢得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百姓的爱戴。胡雪岩自己则说：“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以尽绵薄之力。”
如果只从现实的“利”来考虑，胡雪岩在创办胡庆余堂和经营的过程中并不成功。明明可以通过这条的道路谋求更大的利润，却没有那么做。正是面对义与利的取舍能够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断，使得胡雪岩被后世称赞。一个成功的商人就在于他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慈善家，还善于把义与利结合起来。
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很多客商、香客一下车登岸就发现，有很多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的号衣，迎上来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这就是胡雪岩的宣传之道，受惠之人对胡庆堂自然心存好感，来到杭州的外地人都对这个药号印象深刻，胡庆堂也就随着四方人士的走动把名气传到了全国各地。
钱可以买到气势，但未必能买到别人的尊敬。胡雪岩不仅用钱换得了钱，还在人们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让别人发自内心的敬重。虽然他在济世之时，是否考虑到自己的成本和赢利计算，但他此举确实使得商人的地位和形象大为改观。而且同时他也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做了宣传。名利本就难以截然分开，有了名之后，利也随之而来，胡雪岩正是做到了“双收”。
同洋人斗法：从商也要考虑民族利益
蚕丝业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很发达，当地的很多人都同这个行业挂上了钩，一旦市场有所动静，便会波及众多人的生计。所以，清朝时，政府对江南一带的蚕丝业采取保护、抬价或减价收购，禁止垄断等措施促使其发展。
但是，随着西方机器的传入，手工作坊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技术已经远远落后。洋人在中国开始大量收购生丝，然后运回国内进行生产，缺少生产原材料，这就迫使江浙一带的手工作坊一个接着一个倒闭，洋人开始想尽办法压低价钱来收购生丝，渐渐地就控制了整个蚕丝市场。由于生丝的特性，如果不加特殊的保护，很容易从最初的雪白变成土黄，那样的话丝就会一文不值。再加上，蚕丝业维系着千家万户的命运，丝若卖不出去，大家的生活，还有工作全部都将化作泡影。所以，就算是价钱再低，蚕农们只能硬着头皮把手中的生丝卖给他们。
胡雪岩对于蚕丝业一直都心有所寄，但是由于能力有限，不能同洋人进行对抗，小打小闹又不是胡雪岩所要的，他的目标是能够在蚕丝业一展拳脚，大干一番。胡雪岩明白，和洋人较量，除了自身的实力之外，还要有强硬的靠山，这样才有胜利的可能。
公元1854年，何桂清调补仓场侍郎。随后登上浙江抚台的宝座。
借助何桂清的关系，公元1855年，王有龄调补杭州知府，不久又被授予署督粮道，赏戴花翎。
公元1856年，王有龄集盐务、司法、粮政于一身，被授予署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