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知其生父？是否只要单身女性有要求就可以人工授精？女同性恋者可否人工授精？女性可否花钱购买某位她心目中理想男士的精子？美国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女性用人工授精生育后离婚，她的丈夫不愿为孩子提供抚养费，理由是：他不是孩子的父亲。法律最终判决他应当付抚养费，因为捐献精子者并无父亲身份，他同捐血者、捐肾者的身份相同。另一案例是：一位女性借男友的“种子”怀孕生子，男友要求对孩子的探视权。法院支持了他的请求，判他有探视权和抚养责任。生理父亲不一定是伦理上的父亲。陌生的捐精者没有父亲责任，但同意妻子人工授精的丈夫却有父亲责任，因为她的怀孕是由于他的同意而不是他的精子。
生殖技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经费不足的问题，例如英国避孕研究所获得的资助仅仅是武器研究的十万分之二；还有堕胎实践中的性别决定权问题：女性能否堕胎大多是由男性医师决定的。
尽管如此，生殖技术的出现对于女性绝对是一种解放，它证明，生养孩子并不是女人的生理基因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女性现在可以不尽这个责任了，男性为此感到恐慌，总要强迫女性去尽这个责任。女性大都支持生殖技术的发展，证明这一技术是有利于女性赋权的。女性有了生殖技术就可以选择是生育还是不生育，是生多还是生少。而在没有生殖技术时，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第三，一些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保守主义者认为，生育过程中的痛苦是女性不可回避的命运和责任，既因为女性天生有很强的熬痛能力，又因为女性的“母亲本能”能够使她们不在乎疼痛。他们甚至认为，这种疼痛对女性是有好处的，使她们不能从生育过程中获得性的快乐，以保存女性的羞怯、端庄、稳重和节制。
这种观点从人性的角度看是相当无耻的。在当今世界，无痛分娩在技术上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但是不知是由于无意中的忽视，还是由于有意的冷漠，广大妇女一直没有能从这项技术的发展中充分受益，免除生育过程这一据说是出于神意的痛苦。
第四，男权制文化把母亲和女人视为从人的正常状态偏离出去的异类：亚里士多德以男性身体为标准，他甚至说，如果一切正常必生男婴；如果生女婴，必定是有什么事做错了。女性是人类的变异。怪物的想象总是同女性的生殖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生育问题使人注意到女性教育问题——文盲生育最多，生育量与教育程度成反比。但是，或许生育与教育不是因果关系，而有一个共同原因：当女性的生存条件好起来时，她们有了更多的公民权和生育权，受更多的教育，在家内和家外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具有更多样更熟练的技能，才会在财政上、实践上和精神上更加独立。受过教育的女性更容易掌握避孕方法，较少出现避孕失败的差错，也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
女性主义在生育问题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在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女性是能够得到正面的价值甚至感受快乐的。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不喜欢孩子、不愿意生育、不情愿做母亲的。当代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早期女性主义者波伏瓦正是由于否定了女性的这一快乐，才丧失了群众基础。按照她的模式，女性或者要男女平等，或者要孩子，二者必居其一。其实，做母亲同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五、两性健康平等的发展趋势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主席萨拉斯在一次讲话中说：据统计，在21世纪末，女性的数量将超过男子17500万，主要原因之一是女子平均寿命比男子高。（《中国女性报》1985年5月22日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世界女性的健康状况会有较大的改善。中国政府为了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将女性保健列入初级保健规划中，把重点放在农村，因为中国的女性保健业水平还不高，尤其在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依然存在，农村孕产妇的死亡率比城镇高出一倍。
政府制定的第一项目标是到2000年使全国孕产妇死亡率在现有的水平上减少一半；第二项目标是将女性平均寿命在1990年的基础上再提高两岁，达到73岁；第三，基本完成普查和重点医治农村女性病；第四，使农村新法接生率达到95%，消灭新生儿破伤风；第五，使缺水地区农村饮用水受益女性人口达到95%。（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女性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第21页《中国女性发展纲要（1995－2000年）》提出，将全国孕产妇保健覆盖率和孕产妇接受健康教育率提高到85%；提高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使孕妇死亡率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0%；将育龄期女性及孕妇的破伤风类毒素的免疫接种率在高发地区提高到85%，消除新生儿破伤风；使乡级妇幼卫生人员产科急救知识及产科技能培训覆盖率提高到85%；贫困地区村级接生员复训率提高到80%；将节育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控制在10／10000以下。）
从世界角度看，由于科技医疗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