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家庭财产权的变化是从中世纪开始的。从那时起，女性的财产权受到限制，逐步缩小到仅限于嫁妆。虽然欧洲各国情况不同，但到了16－17世纪，妻子和女儿的家庭财产权受到限制，甚至连嫁妆和其他物品也受到控制。此后，女性的财产权只能以与丈夫、子女联系在一起的形式出现，压制了女性自身的财产权。
以中世纪英国女性的财产权为例，她们的财产权就比近代英国女性的财产权还要多一些。当时，女性可以是财产的所有者和投资人，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寡妇能自由支配其财产。英国共发现近100多份9世纪、10世纪和11世纪的遗嘱，其中许多继承人是女性，有40多份是女性留下的遗嘱，还有一些是夫妻的共同遗嘱。这种权利在近代英国反而消失了。
第四，女性的身体遭到贬低，女性的一些生理特征被妖魔化了。许多社会出现月经禁忌风俗：女性在月经来潮期间要回避，要与人隔离，不允许她们参加宗教仪式。伊斯兰女性依据习俗要被关在家里，不能见到男性，全身要严密遮蔽。关于面纱的争论至今还在进行。伊斯兰宗教习俗观念认为，经期的女人格外危险。非洲许多国家至今盛行的女性阴部环切术，将女性的阴蒂和阴唇割掉，剥夺女性获得性快感的权利。基督教的教义也认为，女性的性是危险的。根据犹太风俗，女性对于男性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诱惑，男性只有加强自我保护，才能免受女性的诱惑。
第五，父权制导致了一种仇女厌女的态度，一些现代研究者认为，它其实是男性恐女的反应。（Johnson，39）厌女症（misogyny）有多种表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骂人话的分析。从咒骂语中可以看出，将男人说成女人是骂人话，可是把女人说成是男人却不是骂人话。例如说男人是sissy（娘娘腔），sister（姐妹），girl（姑娘），pussy（小姑娘），sonofbitch（母狗儿子），mama’s boy（妈妈的宝贝儿子）等都是骂人话，而daddy’sgirl（爸爸的宝贝女儿）却不是骂人话。从西方童话中的男女形象也可以看出对女性的丑化和厌恶：其中女巫总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男巫却往往是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形象。
第六，父权制对历史文化的话语权还常常将女性从历史中删去。一个典型例子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发起人是两名女性，但是她们很少被写这段历史的人提及。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史家诺克林（Linda Nochlin）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她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重新发掘出许多女性艺术家，她认为，她们是被传统的艺术史家忽略了。虽然男权制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上述诸方面都或多或少有共性。男权制的不公正尽管在实行了数千年之后，不容易被人们觉察，但是只要认真地观察一下，还是非常明显的。
三、中国的父权制
在对世界各文化、各社会的比较研究中，中国的父权制被认为是最典型、最完备的父权制，而且是一种男女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父权制。
在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古典文明这三大文明中，父权制的文化差异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的父权制之所以是最完备的，因为儒家对等级制和秩序的强调使得父权制在中国趋于完善。印度同中国相像，都是男权社会。印度大多数人生活在乡村，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印度文化强调女性的聪明和美丽，认为爱与情感很重要，这种观念可以增强男女两性之间的联系。虽然两性仍是不平等的，但是印度文化对女性留在家里的强调不像中国那么严重。地中海古典文明强调男性的智力特征与女性的情感特征，认为女性的精神力量低下，强调女性的家内角色，公共角色和体育均只限于男性。强奸女性是犯罪，但是惩罚比引诱他人之妻要轻一些，原因在于后者有感情和不贞的因素。但是，在这个社会中，有些女性有财产，在公共场所出现的情形多于中国。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制持续了几千年，其深度和广度使其他文化望尘莫及。这个高度等级制的社会所强调的主要价值包括：
按照等级顺序的服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女性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女性不参加社会劳动，劳动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内”。妻子称内人，丈夫称外子。
离婚法歧视女性，使得男女两性的离婚权利不对等，表现在男性可以“休妻”，女性不可以“休夫”，还表现在“休妻”的“七去之条”，女性要孝敬公婆，服侍丈夫；丈夫娶妾，妻子不得嫉妒；女人做家务等等。违反了这些行为规范，妻子就可能被“休”。
在家庭中，女性改善地位的途径是生育男性子嗣和“媳妇熬成婆”。
由于是男居制，妻子的亲戚无法帮助她。妻子在夫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独自在男权的压迫中挣扎。
婆婆控制媳妇，婆婆成为“男性权威的代理人”。
在葬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