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有关罗马初期的可靠文献流传下来，甚至可以说人们谈论的有关罗马的大部分事情都只是寓言。而且一般来说，在各民族纪年史上都有一个最具教育意义的部分，即他们的创业史，这正是我们最缺乏的部分。经验每天都在教育我们，各个帝国的革命是因为什么产生的；但是，现在却已不再有民族形成着了，因此我们就差不多只能靠推测来解说它们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发现的种种既定的习惯，至少都显示有一个起源。凡是根据最大的权威而且又被最有力的推理所证实了的传说，凡是能追溯这些起源的传说，都应当认为是最确实可信的。这就是我在探索世界上最强盛、最自由的民族如何行使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力图遵循的准则。
罗马建国以后，新生的共和国是由沙宾人、阿尔班人和异邦人构成的一支建国者的队伍组成的，于是就分为三种人。这种区分就被称为部族。每一个部族分成十个库里亚，每一个库里亚再分成若干个德库里亚，其中为首的就是号称德库里昂和库里昂的首领。
除此之外，从每个部族中征集一百名骑士或骑兵，叫做百人团；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城市里，这种划分根本没有什么必要性，最初只不过是军事性的。但是仿佛是一种伟大的本能，这个小城预先为自己制定了一种适合作为一个世界首都的政治体制。
然而划分之后不久就产生了一些不便。那就是沙宾人的部族（Tacienses）和阿尔班人的部族（Ramnenses）始终处于原来的状态，但是异邦人的部族（Luceres）却因异邦人的时常流入而不断扩大；因此不久后，异邦人部族便超过了前两个部族。针对这种危险的谬误，塞尔维乌斯找到的补救办法是，改变划分方法。他废除了种族的划分方式，代之以另一种划分方式——根据每个部族在城中所占的区域划分。于是他就把原来的三个部族分成了四个，每一个都占领着罗马的一座小山，用山的名字来命名。于是，在挽救当时的不平等的同时，他也预防了未来的不平等；为了使这种划分不仅仅是地域的划分同时也是人身的划分，他就禁止居民在地区之间转移。这种措施防止了各个种族之间的互相融合。
此外，他又把从前的三个骑兵百人团增加了一倍，后来又增加了十二个，但是始终沿用古时的名称，这是既明智又简捷的办法，由此他便区分开了人民团体与骑士团体，而且使人民毫无怨言。
除了这四个城市部族之外，塞尔维乌斯另外增加了十五个所谓的乡村部族，因为这些乡村部族的组成是把乡村划分为数目与部落相同的乡区的居民。在此之后又增加了同样数目的新部族。就这样，罗马人民终于被分成了三十五个部族；从此他们便将这个数目固定下来，直到共和国结束。
由于区分乡村部族与城市部族，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结果，因为之前还从来不曾有过其他先例，也因为罗马帝国的扩张及风尚的保持全部有赖于此。人们往往以为城市部族会立刻夺取尊荣与权势，并且会毫不迟疑地要求贬低乡村部族的地位。但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对早期罗马人对乡村生活的兴趣是知道的。他们的这种兴趣来自于贤明的创造者，这些创造者把军事和农事以及自由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这么说，把工艺、美术、财富、阴谋以及奴隶制全部赶进了城市。
如此，全罗马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在农村生活并且耕种土地，所以人们顺其自然地习惯于在乡村里寻找可以支撑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因为这种情况是罗马最显赫的贵族的情况，所以也受到所有人的尊崇；人们宁愿过着乡村人的勤劳简朴的生活，而不愿意过着像罗马市民过的那种游手好闲式的生活；并且在城市里一向都只是不幸的无产者的人，一旦他在田地里劳动，就变成一个受人敬重的公民了。瓦戎曾经说过，在乡村里我们高尚的祖先们为那些勇敢而茁壮的人奠定了地基，那些人在和平时期养活着他们，在战争时期保卫着他们。这些话也是有道理的。普林尼还肯定地说，之所以乡村部族受人尊崇，就是组成部族的那些人的缘故；与之相反，为了羞辱懒汉们，人们就把他们迁徙到城市的部族里去。沙宾人阿皮乌斯·克劳底乌斯回来定居于罗马时，是满载荣誉的。他被编入了一个乡村部族，并且随后这个部族就用他的姓氏来命名。最终，被释放的奴隶都参加了城市部族而没有参加乡村部族，而且在整个共和国时期都没有过任何例子是有关这种被释放的奴隶获得了行政职位的，即使他已经变成公民了。
这条准则本身是卓越的，但是它被推行得过头了，以至于最终产生了一种变化，并且还是政治体制上的一种流弊。
首先，在监察官长期掌握了这一权力（可以任意把公民从一个部族转移到另一个部族）之后，竟然允许大部分人自行加入他们愿意加入的部族；这种许可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并且剥夺了监察权的职能之一。除此之外，既然权贵们都把自己编入乡村部族，与此同时被释放的奴隶们变成了公民，又和民众一起居住在城市部族里，因此部族一般就不再是区域性的或者地方性的了。但是大家都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