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责备彝族老百姓毁林开荒，我们也处理了一户这样的农民——但是，他们确实穷，全部财产加起来可能不到100元，吃的只有带着泥巴的、核桃大的小洋芋，娃娃们瘦得脸上只剩下了一对大眼睛，要罚他们，什么也没有，最后只得拿走了他们的一只小猪……为这件事，我心里一直很难过。有次为扑灭山火，我们去了热河乡青山社，发现那里毁林开荒严重，便没收了当地老百姓两匹马、三只小猪、两只鸡、20多只羊和一个收录机，用来抵罚款。女主人哭着闹着要跳江自杀，被我们死死挡住了……拉走母羊时，母羊一直不肯走，一直扭头望着身后的小羊羔，小羊羔也舍不得自己的妈妈，‘咩咩’地叫着，跟着我们跑了很远很远……看到这种情景，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云南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以血殷的红色向人们发出了水土流失的警告，但流域内的斧锯声却一直没有停止，乡民们仍然常常把一捆捆木材扛到山下，换回必需的粮食、盐巴和其它用品。老百姓们对水土流失的危害认识得很清楚，大家懂得：砍了对、铲了草，雨水一来，土也被冲走了，收成越来越差……但为什么还要砍树呢？回答只有一个：山里的人也要吃饭，也要生活，不砍树咋办呀？
正像被中央和青海省批评的曲麻菜县一些人所说的：“我们也不愿意家乡的草原被挖得乱七八糟，也知道采金会破坏生态环境，但是，我们实在太穷了！”
甘肃陇南地区采矿业遍地开花，原因也在于此。以西和县为例，县财政收入仅够发行政、事业单位五个月的工资，上报全县农村人平纯收入900元，但知情者反映，其中有水分，最穷的河口乡、喜集乡等等，人平纯收入仅仅400多元。因此，明知采矿和冶炼严重污染了西汉水，但也无法采取断然措施。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壤塘、阿坝、茂县等许多县长期以来都在呼吁以电代柴，这些县都有丰富的水力资源，但由于缺乏资金，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大自然馈赠的财富从家门前白白流过，为了解决生活用柴（烤火、煮饭、煮饲料等），仍然不得不继续砍伐森林。2001年夏天，我在金川县考察期间，曾到沙耳乡、集沐乡、撒瓦脚乡等乡、镇去，发现农民们家家户户门外都摞着城墙一样又高又厚的柴垛，据县林业局部门估计，每年全县仅生活用柴烧掉的木材便在30万立方米以上，折合活立木七八十万立方米。
在嘉陵江边的南充市考察期间，当地环保部门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全市的2000多万吨废水含有氨氮、COD、BOD等基本没有处理便直接排入江河；排出的烟尘和SO2等只经过简单处理便排入大气……为什么？最大的问题便是穷，企业花几万元安装环保设备都“恼火”，工人一个月只有一两百元工资，许多企业交不起排污费。国家在“清洁能源行动”中确定了17个示范试点城市，南充市有幸被列入（四川省仅此一家），国家环保总局通知南充市到北京参加讨论、修改计划，但负责此项目的高工却因没有出差费急得团团转……
因此，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自己的报道中曾感叹道：“贫困不除，难有河清之日。”
自2000年以来，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认为，保护水土资源、建设生态环境，是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和基础工作，也是西部大开发成败的关键所在。面对这一历史机遇，西部——包括长江上游各省、区、市无不摩拳擦掌，希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然而目前以这些地区的条件而论，经济发展仍然只能以资源开发为主，于是，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便更加尖锐、复杂。
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已经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新的、巨大的问题。
“休克疗法”与“木头财政”
1998年以来，国家在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陆续实施了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中央的决策受到了沿江流域乃至举国上下的衷心拥护，被认为是善莫大焉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不但利及当代，也会泽被子孙，给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但是，“休克疗法”式的“禁伐令”对上游地区特别一些依赖“木头财政”的贫困地方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以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几十年来，受各种条件的制约，现代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到1997年底，全州工业总产值6.4亿多元中，森工产值占54.47%；财政收入1.36亿元中，来自林业及相关产业的收入占80%，其中道孚县地方财政收入的91%来自林业，新龙县96.6%来自林业，是名副其实的“木头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