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现实反思过去
法国研究人类灾难史的专家C·A爱尔维修曾这样说：“每一个研究人类灾难史的人都可以确信，世界上大部分不幸都来自人类自身的过失与无知。”
1998年夏天，中国暴发了一场大灾难。长江洪水逞威，嫩江洪水逞威，连被称为“铜帮铁底”的松花江也暴发了特大洪水。在连续三个月之久的特大洪灾中，一次高过一次的洪峰，一个又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高水位，伴着灾区人民无尽的苦难和无奈的泪水，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
800万军民投入了抗洪抢险，从共和国主席、总理到普通村民，从威仪凛然的将军到刚参军的普通一兵都来到了抗洪第一线。多少次，人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跳进激流恶浪中，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保卫家园、保卫幸福生活的长城……
又有多少人，把宝贵的生命永远献出在与洪水的搏斗中，谱写出一首又一首悲壮的乐曲。
在这场灾难中，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被波及，受灾人口2.2亿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增加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水灾之后，痛定思痛，举国上下从迷梦和恍惚中惊醒，正视现实，反思过去，展开了一场关于水灾原因的大讨论。
专家们纷纷指出，在20世纪中，长江曾发生了5次特大洪水——1931年、1954年、1991年、1994年和1998年。在1931年的洪水中，宜昌水文站测得的最大流量为每秒10万立方米；1954年的洪灾，宜昌流量为每秒6.68万立方米；而1998的长江洪水、流量比1931年和1954年都少，每秒只5万～6.3万立方米，但是却在沿江形成了历史上最高的水位，而且居高不下，持续时间很长，严重威胁了中下游许多城镇的安全，形成了“中流量、高水位、大灾害”的特点，应该被认为是一场生态灾难，是天灾，也是人祸。
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全流域大规模降雨，这种现象与“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有关（当然“厄尔尼诺”现象与大气二氧化碳增多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也有关系），但是，1998年的降水量并不是历史上最大的，长江汛期总流量仅200亿立方米，为1954年1000亿立方米的1\/5，但是沿江多处多段却出现了超历史的最高水位，而且长时间没有回落，这就充分说明，导致大洪水除了降雨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据历史资料记载，从汉朝到清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11年，长江共发生洪水灾害214次，平均约10年1次，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却几乎每年1次。
这又是为什么？
反思和讨论之后，举国上下终于认识到，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形成长江洪灾的重要原因。
1998年长江形成中流量、高水位的主要原因是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以致荆江段成为“悬江”，洞庭湖成为“悬湖”，这是长江上游滥伐森林，天然林面积急剧减少，生态防护功能减退，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的恶果。
专家们说，唐代至今，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大约减少了40%，涵养水源约减少了3000亿立方米，等于毁掉了15个三峡水库。
20世纪50年代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36万多平方公里，90年代增加到56万平方公里，土壤年侵蚀总量达到22.4亿吨，超过了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总量。
围湖造田和泥沙淤积使沿江湖泊急剧萎缩，破坏了自然地理环境，使调蓄能力大幅度下降，是长江洪灾发生的又一个原因。沿江的湖群有巨大的生态和调洪功能。但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已经消失了45%，损失蓄水容积560多亿立方米。
经过反思和讨论后，举国上下终于猛醒，一致认识到这次大水灾给中国敲起了最响亮、最沉重的警钟，洪灾的发生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人为和社会因素。
天灾虽不可避免，但人祸却必须反思，许多专家和普通群众对建国以来的生态伦理观念和具体政策进行了研究。幡然猛醒之后，人们纷纷发出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家园的呼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实现天人合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这次讨论是中国人20世纪生态文明思想的一次重要启蒙，也是20世纪中国人一次伟大的觉醒。
从此，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98年9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中提出要“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强调“中央对进一步做好生态保护和水利建设提出了总的要求，国务院已进行了具体部署，各地各部门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抓紧安排，确保落实。”
1998年10月14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