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诱发了一系列问题：据卫星遥感技术测定，水土流失面积1999年已占总面积的57%，每年土壤的流失量达1300多万吨。雅砻江的重要支流安宁河，有的河段河床已经高出地面。到2001年9月，据二滩电站反映，短短三年多，库区的泥沙淤积量已经比蓄水前增加了2亿立方米，长此以往，必将危及这个年发电170亿度、装机容量330万千瓦的巨大电站。水土流失的同时，大面积滑坡、泥石流和洪灾经常发生，多次冲毁耕地、民房和交通要道，每年水旱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全市都在千万元以上，1998年洪灾中死亡60余人，并且使长江中下游的洪灾也愈演愈烈，震动全国。据二滩电站监测，仅水库附近145公里的回水区内，雅砻江主流和支流便有10万方以上的滑坡段100多处、500万方以上的滑坡段15处，最近的两处仅离大坝1公里和6公里，距大坝84公里处的滑坡群隔江对峙，总量超过2亿方。除此之外，还有泥石流沟430多条。在暴雨之后，这些滑坡和泥石流沟都十分容易产生坍塌。1967年的一次大滑坡，曾经造成雅砻江断流；1979年一次大滑坡，塌方1200多万方，河道被迫退移。
生态恶化也带来了水资源的危机。短短30多年，境内安宁河的流量减少了30%，并且在枯水季节开始断流；而另一条河流——大河的平均径流量竟从每秒50立方米锐减到0.3立方米，几乎已经消失。
从1965年建市开始，攀枝花市便开始大面积进行飞播造林，但在干热河谷地区采用这种方法效果很差，基本上是“年年造林不见林”，直到1990年实施长防林工程建设后，加强了规划设计、检查督促和技术指导，情况才有了一些好转。
一批林业科技人员为改善干热河谷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四川省林科院的老专家蒋临轩从1965年建市起就在这里进行研究，终于成功地引进了云南松和台湾相思等树种，但后来由于经费不足，研究没有进行下去。
1976年攀枝花市林科所成立，一成立，就对干热河谷的造林问题进行攻关，高级工程师杜天理从年富力强的而立之年一直干到了退休，他几乎背着水壶和干粮走遍了干热河谷的每个角落，夜晚就睡在彝族老乡家里；向国喜、杨荣喜、雷彻虹等人都是从青年时代干到了中年。但是，直到今天，他们坦率地承认：“仍然没有达到国家的要求，造林保存率低！”
高级工程师杨荣喜用沉重的语调，毫不张扬地向我介绍了他们探索的历程。
50多岁的杨荣喜家乡在鱼米之乡浙江，1968年从北京林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了地处攀枝花的普威森工局。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关便是向工人阶级学习，参加劳动，因此一放下背包便和工人们一起参加“营林”。一年中他熟悉了营林的各个工序。当时，营林队住的是单帐篷，睡的是地铺，工作地点又不断变换，于是他背篼里装着资料，身上披着件雨衣不断地“打游击”。大山里阴晴不定，十里不同天，往往山脚下是艳阳天，半山腰却在下雨，即使穿着雨衣，干着活也会里外湿透，于是他患了严重的关节炎。
80年代初，他到了市林科所。为了寻找干热河谷造林的方法，他和技术人员们曾到甘肃的兰州考察，但那里的一个所长告诉他们：“我干了30年，还是挡不住荒漠化！”这位所长30年中一直和妻儿分居两地——妻儿们在城里，他在荒坡上造林，十分的办法都想遍了，用遍了，仍然：“没有办法”。现在他要退休了，只感叹道：“既没有照顾好家庭，事业又无成……”
元谋县两位高工在干热河谷造林研讨会上也说过类似的话。
前人的失败给杨荣华和他的同事敲起了警钟，但也给了他们很多启迪。
当然，他们也曾有过多次失败的经历。
1982年他和同事们第一次在小得石干热河谷地区造林，选育了一批乡土树种，又引进了一批树种，共有好几十个，包括山毛豆、小桐子、新银合欢、台湾相思等。育苗的方法也采取了裸根苗和营养袋苗两种，证明使用营养袋更好，但当时由于缺乏资金，这种办法没有推广。
在实验中，他们欣喜地发现了山毛豆。这种植物不但耐干旱、耐瘠薄，适应性很强，而且栽种的方法十分简单——用原始的“点播”办法成活率就很高。当年点播，当年就可以长到40多公分高，第二年便一片绿色，第三年便郁闭成林……
欣喜若狂之余便是大面积推广，七八年后攀枝花的山毛豆便达到3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装，记者们曾广泛报道。
谁知山毛豆却有一个致命弱点——极怕发生火灾，只要发生火灾后便彻底毁灭，合欢、相思等树种火烧后可以重新萌发，山毛豆却不行。而攀枝花干热河谷火灾十分频繁，每年三四月最干旱的日子几乎到处冒烟，砍柴、开荒、乱丢烟头乃至火车的烟囱都可能引起火灾……于是一场大火让30多万亩山毛豆剩下不到3万亩。
而且山毛豆只能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