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猪博弈”里，利用他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智者是最大的受益人，因为他不必付出什么劳动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关键在于如何让对手心甘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期望去行动。
在生活中，不管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不过是一个策略的选择，而非根本的原则分歧。选择先发还是后发，在博弈论中，要先分析形势，按照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原则，把风险留给对手，把获益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
启示二：“智猪博弈”与激励机制设计
“小猪躺着大猪跑”的现象，是由于故事中的游戏规则所导致的。规则的核心指标是每次落下的食物数量和踏板与投食口之间的距离。如果改变一下核心指标，猪圈里还会出现同样的“小猪躺着大猪跑”的景象吗？试试看。
改变方案一：减量方案。投食仅原来的一半分量。结果是小猪大猪都不去踩踏板了。小猪去踩，大猪将会把食物吃完；大猪去踩，小猪将也会把食物吃完。谁去踩踏板，就意味着谁为对方贡献食物，所以谁也不会有踩踏板的动力了。如果目的是想让猪们去多踩踏板，这个游戏规则的设计显然是失败的。
改变方案二：增量方案。投食为原来的一倍分量。结果是小猪、大猪都会去踩踏板。谁想吃，谁就会去踩踏板。反正对方不会一次把食物吃完。小猪和大猪相当于生活在物质相对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竞争意识不会很强。对于游戏规则的设计者来说，这个规则的成本相当高（每次提供双份的食物）；而且因为竞争不强烈，想让猪们去多踩踏板的效果并不好。
改变方案三：减量加移位方案。投食仅原来的一半分量，但同时将投食口移到踏板附近。结果呢，小猪和大猪都在拼命地抢着踩踏板。等待者不得食，而多劳者多得。每次的收获刚好消费完。对于游戏设计者，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案。成本不高，但收获最大。
原来的“智猪博弈”模型给了竞争中的弱者小猪“搭便车”的合理性。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因为小猪未能参与竞争，小猪“搭便车”时的社会资源配置并不是最佳状态。为使资源最有效配置，规则的设计者其实是不愿看见有人“搭便车”的，政府如此，公司的老板也是如此。而能否完全杜绝“搭便车”现象，就要看游戏规则的核心指标设置得是否合适了。因此，对于制订各种经济管理的游戏规则的人，必须深谙“智猪博弈”指标改变中的道理。
比如，公司的激励制度设计，奖励力度太大，又是持股，又是期权，公司职员个个都成了百万富翁，成本高不说，员工的积极性并不一定很高。这相当于“智猪博弈”的增量方案。但是如果奖励力度不大，而且见者有份（不劳动的“小猪”也有），一度十分努力的大猪也不会有动力了——就像“智猪博弈”减量方案一所描述的情形。最好的激励机制设计就像改变方案三——减量加移位的办法，奖励并非人人有份，而是直接针对个人（如业务按比例提成），既节约了成本（对公司而言），又消除了“搭便车”现象，能实现有效的激励。
在传统国企中，领导和员工不干活的大有人在，大量的“混混儿”已经成为国企裹足不前的绊脚石。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就业时首选国企，可是这些员工进入企业后往往尽力寻找机会，努力往上走，一些人走通了，一些人走不通就不走了。结果国企中存在大量的“人才睡眠”现象。其实主要就在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只有给出合适的激励方案，员工才有压力和动力，才不会出现“小猪躺着大猪跑”的状况。
背叛还是合作？——囚徒困境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新近的发展中，博弈论最为引人注目。“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
“囚徒困境”的故事讲的是，甲、乙两个嫌疑犯合伙作案后被警方抓住，警方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认罪者将免罪即时获释，沉默者将重判监10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互相“合作”），则因证据不足二人各判监半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都要被判监5年。
那么，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共同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只判监禁半年。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选择。如同博弈论的其他例证，“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
囚徒到底应该选择哪一项策略，才能将自己个人的刑期缩至最短？两名囚徒由于隔绝监禁，并不知道对方的选择；而即使他们能交谈，也未必能够尽信对方不会反口。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背叛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短。试想困境中两名囚徒会如何作出选择：若对方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