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自利——理性——利己而不损人——社会利益的实现——自由放任，被认为是亚当·斯密最大的历史功绩。经济政策上的斗争，历来是“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的斗争，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张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种自由经济理论不仅为其追随者所推崇，而且很快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在斯密的经济学理论里，国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只是扮演一个极其简单的被动的角色——充当“巡夜警察”。凡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由个人做效率更高的事，就不应当由国家来干。国家仅仅执行某些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任务，例如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从不直接插手干预经济运行等。也就是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只是一个外生变量，它只存在于经济体制的外部，作为一种环境因素外在地影响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
然而市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其调节和定价功能并非永远灵验。20世纪30年代初，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给强调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市场经济以沉重的打击，暴露出“看不见的手”无法自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此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整整160年后，发表了一个新的学说：市场经济中由于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总体经济倾向于萧条的内在原因。因此，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应该全面干预经济的思想。从而将“看得见的手”引入市场经济中。
“看得见的手”的学说，把政府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提升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角色。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宏观调控，以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宏观调控分为两种，当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性的宏观调控；当经济萧条时，则实行扩张性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主要是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人们的行为，财政政策主要是各级财政部门通过收入和支出政策来影响人们的行为。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看得见的手”，也称为“有形的手”。
我国在1994年由于经济增长过快过热，通货膨胀高达24.1%，当时我国就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成功地把过热的经济降了下来。1997-1998年，我国由“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价格水平一路下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当年居民储蓄存款达到5万亿的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首先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至1998年，中央银行先后六次下调利率以刺激消费，但居民存款不见减少。仅靠货币政策不行，接着国家继续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年8月增发1000亿国债，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这一举措保证了我国在当年外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内有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还实现了7.8%的经济增长率的目标。
市场失灵主要来自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效应”。公共品的外部性问题，是个一度被我们“集体遗忘的角落”；加上正负外部性的不同推力，又在很大程度上搅乱了“公共奶酪”的公平与匀质。如果把教育看作一种消费商品的话，那么，教育除了满足商品制造者（学校）和商品消费者（学生）本人之外，无疑还对他人和社会有利。这种溢出的好处就是正外部性；而企业排污则产生负外部性，它满足了排污者的同时污染了环境，排污者却不负担污染成本。因此，如果一味地依赖市场来调节，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排污的积极性显然高于办学的积极性。在这种“市场失灵”时候，“看得见的手”无疑要主动出手。
市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其调节和定价功能并非永远灵验。我们要改变在开放中过度依赖市场调节的做法，政府必须处理市场失效和市场不能解决的各种问题，例如：贫穷、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等。“有形之手”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激发市场活力；“无形之手”用好了又能防止政府失灵，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必须默契配合、有机统一。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
为对抗全球经济衰退，中国政府自2008年11月起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货币政策首次被定为“适度宽松”。中国政府相继推出了包括四万亿投资计划、取消银行信贷硬约束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提振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触底复苏，同时也带动A股市场止跌回升，9个月时间内上证指数从最低1664点升至3454点。那么，什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它能否带我们冲破经济危机的迷雾？货币政策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货币政策。
狭义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广义货币政策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
货币政策的变化，始终与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