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帅
12月2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及其参谋人员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紧急规划战争全局。美英一致同意：德国是举足轻重的轴心国家，打倒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大西洋和欧洲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德国一经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然跟着而来。蒋介石不愿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先欧后亚”思想指导下，美英是不会真正重视重庆军事会议的。罗斯福说过一句话：“没有亚洲，白种人将因此而难过；没有欧洲，美国将不成其为美国。欧洲第一，这是美国在任何时刻都确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在美国看来，中国雄厚的人力资源和广袤的土地加上源源而来的美援将能有效地拖住和消耗日本军队，从而为美英首先击败德意法西斯提供保证，而且，中国还是将来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及海上供给线的最佳陆上基地。
所以“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美英仅仅注重远东战场战略牵制作用和潜在政治意义，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持续不断地提供以异常低廉的代价取得惊人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的可能性”，这是蒋介石极力想改变却又无力回天的。
对美英战略利益来说，提供对华援助的确是“异常低廉的代价”，可是对蒋介石来说，代价却是惊人的。大片富饶国土的沦陷，大量精锐部队的伤亡，无一不是让他痛心疾首的，何况除了抗日，他心中还有一个死结——对付共产党。
“阿卡迪亚”会议决定设立盟军最高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合会议，还组建了军需分配委员会。中国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盘战略中将以极大的牺牲去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这两个重要的机构中竟然没有中国代表的席位。这无疑是给信心满怀的蒋介石当头一棒，美英对日开战带来的兴奋被一扫而光。
正当蒋介石深感失望的时候，外交渠道又传来好消息：罗斯福与丘吉尔商定准备成立包括越南、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组建最高统帅部。至于统帅的人选，罗斯福提议由蒋介石出任，消息很快就被罗斯福的电文证实。12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以“达成我等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并建议由蒋介石“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安南（越南）、及泰国境内的联合国家军队”，并在蒋介石领导下，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
罗斯福似乎已经预料到蒋介石对重庆军事会议和“阿卡迪亚”会议的失望，他也意识到让中国承担巨大的牺牲去牵制日军的行动对已经孤军奋战4年多的中国来说有些不公平，但对美国来说又是不得不这样做，为了给中国以补偿，确切说是鼓励，他决定把蒋介石推上大国领袖之列。除了美援之外，这也是他惟一能够对苦难的中国表示敬意的方式了，而这也是中国人愿意接受的，这就是罗斯福能够成为世界领袖的高明之处。罗斯福终于把蒋介石从失望中拖了出来。
1942年元旦，由美、苏、英、中领衔的26国共同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各国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正是中国在战争中不可忽视的地位，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作出的积极姿态，才使中国在《联合国家宣言》签名序列中荣列领衔的前四位。宋子文代表中国正式签字后，罗斯福特向他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一直被人轻视，如今得以与美英苏并列齐名，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会为之激动和感叹。蒋介石称这一宣言“实为人类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之结晶”，中国“于此乃列为四强之一”。中国从此开始以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走上通向联合国发起国之路。
中国一直在呼吁出现一个能以国际法准则为指导、阻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国际组织。早在1938年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国民政府就提出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强调要增强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公约的权威。1941年《大西洋宪章》发表后，中国政府立即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有利于中国，在利于世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政府则更为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保障世界永久和平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后，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指出英国的殖民政策与盟国的共同作战目标相悖，亚洲当地民众“久受西方帝国之统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经济、社会与政治，皆无平等可言”，建议采用某种形式以独立为目标的国际托管来治理这些领土，直到它们具备自治条件时为止。蒋介石的外交顾问王宠惠还提议用三条普遍性原则来补充大西洋宪章，即一是关于解除各侵略国武装及各国各民族自决等原则应适用于世界；二是日本的领土应以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范围为准；三是各民族、各种族一律平等。这些建议对日后组建联合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