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蒋介石又会见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希望美国尽早拿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方案。中国是最早提议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国家，他当然希望五国初步谈判的地点应为重庆，至于永久地点将由大家讨论决定。在蒋介石的脑海里，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在这场世界性的战争中崛起，民族的抗战将是这个古老民族脱胎换骨再创辉煌的洗礼。正因为这样，任何一个可以提高国家地位和声誉的机会都不能让他擦肩而过。同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将贡献其所能与其所有，与美国相联合”。
在蒋介石一再敦促下，同时，也由于美国自身战略的需要，12月10日至14日，罗斯福派财政部长摩根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同宋子文会谈，就远东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了初步共识。12月14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代表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军事合作的具体设想。他也认为，为了协调各国的立场和行动，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有必要立即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罗斯福同意了蒋介石的提议，建议由他主持于12月17日前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以交流情报，共同研究远东陆海作战方案。罗斯福也希望由此成立一个永久性机构，会议参加人员应包括中国、英国、美国、荷兰和苏联的代表。
在致电蒋介石的同时，罗斯福还向英、苏、荷三国发出了同样内容的建议，为了避免争端，他还提议同时在莫斯科和新加坡分别召开军事同盟会议，同重庆军事会议相呼应和配合。
但是，反法西斯阵线内部各国的战略重点和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英、苏、荷三国对召开重庆军事会议的倡议反响各异。12月14日，罗斯福总统分别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荷兰女王威廉娜，正式要求他们派代表到重庆出席会议。但是，苏联政府因与日本签有《苏日中立条约》，不愿激怒日本，于是以对德作战紧张不能分散兵力为由，拒绝参加会议。荷兰政府也表示，因忙于东印度群岛的防卫工作，不愿参加。这给美日开战以来兴奋激动的蒋介石泼了一瓢冷水，幸好还有英国表示支持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12月23日，在罗斯福、丘吉尔的赞同和支持下，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中、美、英军事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美国代表勃兰特及马格鲁德两位将军，英国代表驻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中国参加的还有何应钦、徐永昌，宋美龄担任蒋等人的翻译。会前蒋介石对太平洋战局发表评论说：“日美开始之初，日本不宣战，偷袭檀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虽然中美英已经置身于同一条战壕中了，但是各自的战争目的和期望并不是一致的。
最让蒋介石头疼的还是英国代表魏菲尔，他虽然是印度军总司令却保留了英国绅士特有的傲慢。英国只注重自己的利益，极度轻视中国的防务。在讨论中，魏菲尔只言保卫缅甸，对支持中国战场只字不提蒋介石一再强调，保卫缅甸固然重要，但中国也有权享用租借器材，如果中国战场得不到支持，一旦失控，保卫缅甸的全部计划都会土崩瓦解美国代表勃兰特也赞同蒋介石的见解，在他的撮合下，双方终于互相妥协，达成了按比例分配的协议。
会上中英代表在中国是否出兵缅甸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争执。鉴于中缅交通线已经成为与美英盟国连通的惟一通途，蒋介石也十分关心缅甸的防卫，主动提出愿意派8万人入缅作战。可惜，蒋介石一番好心却被魏菲尔所拒绝。魏菲尔甚至表示，如由中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大英帝国的耻辱，日暮西山的英国特别担心中国国际地位升高将危及它在亚洲的殖民利益。
不管分歧有多大，但由于大敌当前，会议还是通过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等决议案，商定在重庆设立中美英苏荷五国联合作战机构，由美国总代表主持，以协调一致共同保卫新加坡、缅甸、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具体计划，以及对越南、泰国的军事外交方针。重庆联合军事会议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中国战场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与蒋介石所期盼的尚有很大差距。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这次会议应该讨论亚太战场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并制定一个亚太战场的中长远战略，罗斯福也要求会议拿出一个远东战场的作战计划。然而，会议并没有就亚太战场总体战略达成协议，对全球战略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所以，蒋介石对此很不满意，他初次尝受了做“小兄弟”的滋味。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开局，预示着蒋介石的中国复兴规划难以一帆风顺的实现。
重庆军事会议没有充分发挥商讨协同作战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蒋介石的威信不足以在反法西斯阵营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更关键的则是美英“先欧后亚”的战略指导思想。
3．中国战区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