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接受日本的诱降，而是认为：
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牺牲奋斗和努力，就一刻不容松懈，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就做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此时正值陶德曼调停的最后阶段，日本已经开始逼降，1月2日，蒋介石对此严词拒绝：“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1月16日，近卫发表声明，不以蒋介石国民政府为对手，开国际惯例之先。国民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斥日本侵略，宣告竭力维护领土与主权完整。
2月5日，蒋介石将在三年半之前的1934年7月于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讲演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稿交付报章发表。在这篇演说里，除详细叙述对付日本全面侵略战争的防御战略之外，并预言日本必定会吃败仗。
选在这个时候公布于众，正是中国方面对于近卫声明最好不过的答复。这里面也透露了蒋介石关于中国如何应对他早已预言的世界大战的一些考虑。
二、硝烟背后的阴谋和交涉
1．从容应对陶德曼“调停”
就在前线双方的将士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后方的政治家却准备握手言和，双方都把企盼的目光投向势头正旺的德国。
日本基于和英美的矛盾，想排除英美插手中日之间的争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陷于持久战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这样，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日本示意欧洲盟国德国出面“调停”，他们已经准备在反共的旗帜下永结同心，以他们为轴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日本人看见了德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中德两国政府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加上德国又是自己的盟友，自当竭尽所能照顾日本的利益，对于这样理想的中介人又怎能放弃呢？
德国此时也乐于扮演“调停”的角色。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德国一直同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蒋介石的大部分军事顾问和武器都来自德国，当然德国也从中国获得了自己缺少的工业原料和外汇。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德国一直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支持中国，就会得罪日本，这有损于法西斯的全球战略；但支持日本，又会损害在华利益。更重要的是此时希特勒正野心勃勃想挑起欧洲战争，因此希望日本在远东保存实力，以牵制苏联，必要的时候给英法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以致命一击。心心相印的德、日终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对中国政府实施劝降和逼降活动。
由第三国出面接洽中日直接谈判，是国民政府的一贯政策。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在和与战之间的抉择上，国民党内部事实上是有分歧的，外交部的态度比较悲观，政府里汪精卫等一拨人也大肆散布消极言论，军方的何应钦等也有许多顾虑，希望缓战。这些必然会影响蒋介石的态度，所以国民政府一方面表示了抗战的意向和决心，另一方面又企图将卢沟桥事件作为局部冲突，谋求外交上的和平解决。8月份，蒋介石就约见过德国大使陶德曼，提出希望德国出面调停。9月初，蒋介石又派蒋百里赴德国和意大利，促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派代表斡旋中日直接谈判，德国也表示会把握时机居间调停。
与日本直接谈判，在一定程度上，谋求中日关系的妥协，力图避免和尽量延迟中日战争的发生，是国民政府的一贯方针，这也就是蒋介石接受陶德曼“调停”并同意与日谈判的动机所在。正因为德国与中日有这样的渊源，国民政府又有如此的方针，德国的调停才会一度有所进展。一份份绝密电报开始在德国柏林、日本东京和中国南京间辗转循环，三国的政要和外交高官也开始在这张无形的电波网中体验悲欢喜怒。
10月30日，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在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正式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斡旋中日直接谈判的意向。他“劝告”中国政府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不要抱什么希望，应与日本直接谈判，并为此而重新确定与苏联关系。
11月5日，陶德曼又会见了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会见陶德曼，蒋介石表示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仔细权衡接受日本七项条件会产生的后果：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自己的心愿；停止反日政策，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尊重外侨权利，并不是很困难；在华北和上海建立大的非军事区，因为是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也可以考虑。但是默认满洲国和在内蒙古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却是事实上的裂土分疆，不能不慎重。况且，日本决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条件，中国政府一旦应允，更多的要求将源源不断地提出。因而，即使这些可以考虑的条件也是不能答应的。
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将于次日正式签订反共协定，还告诉他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