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就多次提出希望苏联对日出兵的问题。事变后，中国要求苏联出兵抗日的愿望日益迫切，甚至认为“苏联不介入，中国就会失败”。对此，苏联先是借口时机尚未成熟，表示如果中国抗战到了生死关头，“俄当出兵，决不坐视”。但是，这仅仅是一张空头支票，南京沦陷后，苏联的允诺没有兑现，仍是按兵不动。12月，斯大林和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正式拒绝对日作战。即使后来苏联被迫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与日军发生战争，但不久就迅速签订了停战协定。直到后来欧洲战争即将结束时，苏联才改变这一立场，表示在欧洲战事结束后，有条件地出兵抗日。不过，时过境迁，蒋介石已经不欢迎了。
尽管争取苏联全面军事介入的努力未获成功，蒋介石还是成功地获得了苏联局部的暗中的军事支持。淞沪战役后，中国空军几乎丧失作战能力。在中国急需获得空军作战人员之时，苏联应国民政府之请，果断地派遣空军志愿人员参战。整个抗战期间，苏联先后共派遣了两千名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作战。他们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有200多名官兵为之献出了生命。
在承担作战任务的同时，苏联应国民政府的邀请，还在兰州开办大型的空军训练基地，在伊犁创办航空学校，由苏联军事专家担任教官，对中国飞行技术人员进行强化训练。另外，从1938年开始，苏联派出大批军事顾问来华，这些顾问都经过严格挑选，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素养，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战术训练、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技能，以及某些战略计划的制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3．立足于本民族抗战
自卢沟桥事变之后，对于中日双方的战争，英美等国均是不闻不问，只是几句敷衍的公道话而已，故从客观上纵容了日军对华侵略。所谓国际正义，也不过是用来骗人的幌子而已。关键时刻，决定国际主体行为取向的只能是各国的切身利益。蒋介石当时对此国际上的冷遇深为感慨，但并未动摇抗战意志。
九一八事变后，眼睁睁地看着东北大好山河论于日军铁蹄之下，他终于意识到日本的贪欲是无法满足的。在举国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也开始考虑怎样处理中日关系，他隐隐预感到中日之间一场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思考对策。
蒋介石不时也激动地提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其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如日寇相迫过甚，吾必与之一战，以存我民族之气”！当然，他希望战争来得越迟越好。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认真抗日，而是在顽固地推行他那个不合时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的兵谏，使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勉强顺应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召唤，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初步形成。
出生于社会大动荡年代的蒋介石，早年就受到过民族主义反抗意识和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在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期，他深受民族主义思想的感染，参加了早期的同盟会，在参与创办黄埔军校、东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及进行北伐的革命活动中，他是作了有益贡献的。只是后来随着权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一言九鼎的强权统治的过程中，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权势欲望逐步弱化了，因而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仍干了一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
但他的民族情感毕竟没有泯灭，而此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次调整自己各方面的政策，实现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最后到“联蒋抗日”的根本转变。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国民党本身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值此内外交困之际，蒋介石在民族主义大潮的影响下，复苏了潜在的民族主义感情，最后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条件地改变了一些对共产党的政策，使全民族的抗战得以坚持下来。
1937年的抗日战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凶残的日本鬼子就占领了华北华东大片河山。在占领首都南京后，狡猾的侵略者居然想以军事上的得手压迫中国投降，分化抗日阵营的力量。在艰难的时局中，蒋介石没有动摇，更没有屈服。1938年元旦，他辞去了行政院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军职，以表抗战的坚定决心，并在随后的团拜会中发表了如下讲话：
抱定坚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胁利诱之政略，与其屈服而生，不如战败而亡。虽目前国际形势，变化无望，我们务必一本原定方针，忍痛奋斗到底。凡事若不半途而废，则到最后，必为有志竟成，故不患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决心。
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进一步勉励自己：“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
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激励着蒋介石，他没有被“亡国论”所吓倒，这是他与汪精卫、陈公博之流的根本区别。蒋介石并不相信所谓的“再战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