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原为持久之争，最后胜利，尚有待于将来”。6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四、组织武汉会战
1．最大的一次会战
1938年初，日军在制定徐州作战计划时就已经预先估计了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了。日军原计划由豫东大平原南下，在皖北平原沿淮河西进，都因黄河决口而停止。不过，滔滔黄河水并没有使侵略者的铁蹄完全陷入泥泞中，它阻止了日军机械化部队沿平海路南下的迅猛攻势，却没有改变日军夺取武汉的决心。由北方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破产后，日军又改变作战路线，将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对武汉志在必得。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既有长江水路联络东西，又有平汉、粤汉铁路贯通南北。南京陷落之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仍在武汉。徐州撤退后，中国军队的主力也集结在武汉周边地区，武汉成为继续指挥全国抗战的枢纽。
抗战初期中国的机关、工厂、学校人口的西迁，也是主要以武汉为中轴，由东部沿海转移到西部山区的。从完整的意义上讲，1938年的武汉是中国由立国东部沿海，转移到立国西部山区进行长期抗战的中转轴。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陷的背景下，无论是从鼓舞民众斗志增强持久抗战信心，还是从消耗日军实力苦撑待变的国际战略来考虑，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都不得不积极地组织动员保卫武汉的战役。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民的奋勇抗击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到1937年底，侵华日军已占其陆军总兵力的2／3，这使日军统帅部深感行将陷入长期消耗的泥沼，严重地影响了北进（苏联）或者南下（夺取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计划。为了避免这种影响，日军集中全力进攻武汉。日本昭和研究会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中指出，“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广东（州）以及其他抗战中枢”。他们尤其重视汉口，认为“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日军统帅部的攻占武汉的意图是“将蒋政权逐出中原，压迫到边陲地区，以取得战略、政略的有利态势”。
日军新的作战计划是三路合围武汉：江北一路由安徽陆路西进，意图夺取河南信阳，截断平汉线，再转南穿越大别山和桐柏山，威逼武汉；一路沿长江上溯，直趋武汉；江南的一路也直逼武昌，随时都可以得到江上部队的支援。
对蒋介石来说，武汉势在必守。鉴于以前南京保卫战演成瓮中之鳖的惨痛教训，考虑到武汉三镇在地理位置上无险可守的实情，蒋介石与中国统帅部综合采纳了中外军事顾问的建议，一改过去守城阻击的作战方式，把防守作战重点放置在武汉外围地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一时响彻于整个大后方。跳出了一城之攻守战圈子的武汉会战，是以武汉为中心，以鄂、皖、豫、赣为广阔战场的大战役。蒋介石指示：在江南，以浙赣山区为新成立的第九战区的主战场；在江北，以鄂豫皖交界处的大别山地区为第五战区的主战场；统帅部留在武汉，居中协调指挥。从6月份起，保卫大武汉成为了舆论的中心内容。各界民众，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员和广大爱国将士都不同程度投入了保卫武汉的战役中。
1938年6月中旬至7月初，又制定和完善了武汉保卫武的作战计划。国民政府保卫武汉的战略构想是：华中地区，运用第五、第九两战区兵力，在武汉外围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换取至少4个月的时间，予敌以最大消耗，以粉碎敌人继续进攻的能力，重点防御江南地区。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行动上的自由。由此，部署重兵坚守马当要塞，把日军阻挡于鄱阳湖以东地区，阻止其溯江西犯；并且在武汉外围部署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以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等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从南昌，九江，黄梅，鄂豫皖边境的大别山一线为第一防御地带，实施逐次抵抗；以田家镇，广济。罗田，麻城，武胜关一线为第二防御地带，进行决战。第一、二、三各战区仍以现在部署，守备华南海岸及华东、华北现有阵地，并积极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
在这个计划指导下，由蒋介石亲任作战总指挥，调集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和海空军各一部，共约120多个师、100万人，沿大别山、鄱阳湖及长江两岸，组织防御，准备作战。除了在大别山区各要隘部署兵力，安设重炮准备迎击陆路进攻的敌军外，还在长江安设水雷，并在沿江两岸要塞布防，阻挡日军循水路进攻。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会战。安庆、九江为长江的江防要地，日军进窥武汉，首先着眼于安庆。6月2日，日军第六师团自合肥南下意图夺取安庆。江淮地区时值梅雨天气，加上道路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