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军五八三团三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的率领下，表示“誓本与敌共存亡，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他们以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誓词，在多次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之后，最后与日寇巷战肉博，激战两昼夜，500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勇士们的血没有白流，日军在上海战场上死伤达4万多人。在淞沪会战中英勇作战的抗日将士，为祖国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做出了壮烈的贡献，以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永垂青史的。
淞沪会战并没有引起国际对日本侵华的干涉，对此，蒋介石大失所望。不过它张扬了国威，粉碎了日军由华北长驱直下武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阴谋，“使国际观感一新”，这是蒋介石十分欣慰的。
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这为长期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基础。
11月初，太原、上海相继失陷，至此，抗日战争前期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南京保卫战为抗日战争的前期的第二时期。
二、痛别首都南京
1．对南京实施短期固守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乘势分三路从东西南三面合围南京，企图占领我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投降，迅速解决战争。南京危在旦夕！
事实上，七七事变后，首都南京就将星云集，共谋救国大计，南京的安全问题就在议论之列，不过最当务之急还是如何化解华北的紧张局势。8月，上海开战，南京受到轰炸，华东的局势也紧张起来。10月下旬，上海战事迅速恶化，首都南京的防卫问题，就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首都南京不仅是国家的象征，而且是孙中山陵寝所在地，对这里的安全问题蒋介石当然不敢大意。他多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并个别征求一些高级将领的意见，研究守还是不守南京的问题。
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在高级官员中，主张不守的呼声甚众，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张群等都持这种主张。部队残破，无力防守，这是主张不守的主要理由。再说南京地形不利，易攻难守。李宗仁建议：与其在无胜算可能的情况下硬撞，“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也表示赞同。
蒋介石也觉得部将们的分析有理，不住得点头，但是他的意思还是要防守的，所以对于呼声很高的“弃守”主张不置可否。这时，唐生智力排众议慷慨激昂地提出：“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平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一直沉默不语的蒋介石精神为之振憾，深表嘉许。
经过多次商讨，蒋介石在弃守和死守之间作了折中，最终下定了“短期固守”的决心，他说：“南京守城，非守与不守之问题，在敌军火力优势，长江得自由航行之情势下，欲期保持，颇属难能，故只可希望较短时间之防守。”
本来在全面抗战开始时，中日间在综合国力及军力方面，就存在着敌强我弱、强弱悬殊的形势，加之3个月的淞沪会战，使东战场的中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短时间内，无法在南京组织大规模的决战。南京非战之地，古往今来，未曾有背靠大江，面向苏南平原，以守势作战而能成功之战例。何况现代战争，南京必然处于立体包围之中。兵法称之为“绝地”、“死地”。蒋介石并非不知道这些，但是作为一国领袖的他也确实有苦衷，他需要从包括军事在内的更多方面去抉择。
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大军压境之时，对于一国之都，是不战而退，还是进行一定规模的抵抗？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及全国的民心、士气。蒋介石对此特别的关注，曾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
对南京作“短期固守”的决策既定，蒋介石便于11月19日亲书手令，特派一级上将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在南京周围20公里地带增加坚固工事，加强防守。同时，加紧从西南调集地方军增援。当时在外围还有两道国防线，只可惜从上海撤退的军队混乱不堪，不仅没有加强当地的防卫，反而冲乱了自己的阵脚。淞沪激战三个月之久，国军的英勇表现的确使得全国人民以至国际社会突然觉得观感一新，但是军队的整体纪律和素质确实有待改善。
唐生智在一二八事变以后曾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在抗日战备实施过程中，军委会秘密设置了总揽国防工事的执行部。唐生智将京沪杭由东往西分成4道防线。这个方案唐先与蒋百里详细研究后，呈蒋介石核定。唐记述为：
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为第三线；南京、京杭公路为第四线。同时各战线部队应预先有准备，假如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时，即第一线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西、皖南一带整理补充，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