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艰苦卓绝的淞沪会战
1．集结重兵于淞沪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之后，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叫嚣异常强烈，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力主在上海开辟南战场，牵制华中地方的中国军队，使之不能增援华北战场，而利于迅速占领整个华北，并且通过江浙战场的战事，摧毁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进而控制江浙地区，压迫蒋介石迅速投降，以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七七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在上奏天皇时，声言三个月征服中国，狂态不可一世。
而日本海军的一部分将领更为狂热，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积极鼓吹在上海、南京一带发动新的战争，七七事变时，他正在率船队在台湾海面演习，当他听到事变发生后，就立刻赶到上海，并于7月16日向日本海军司令部报告：“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需以控制上海，南京为最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参谋本部于7月29日提出了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的方针。日寇咄咄逼人，在大上海，战争危机一触即发。
上海的局势日益恶化，南京政府必须作好最坏的打算。张治中根据当时上海敌情，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建议。他认为对付日寇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在东北；第二种是他打我，我才还手，如长城之役、一二八之役；第三种是判断他要动手打我，我先打他，即先发制敌。接受过去被动挨打的惨痛经验，张治中建议，这次应采用第三种方式，请蒋酌定。
华北战事中仓促应战被动挨打的教训尚在眼前，蒋介石立即批示：“应由我先发制人，但时机应待命令。”为了考验部队的战斗力，蒋介石密令军令部组织了一次秘密演习，由东西两军对抗：东军司令官张治中，想定上是三个师，西军司令官是谷正伦，想定上是两个师。东军由句容沿京杭国道南下，攻击溧水附近西军阵地，西军先是有计划地后撤，后经增援反攻，演习方告结束。
根据一二八上海停战协定，安宁——太仓——七丫口一线以东地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但我军在上海只有一个保安总团（两个步兵团），力量薄弱，根本不足以应付日军可能的突然攻击。当时，张治中负责上海的防务，他控制的是与他有历史渊源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师长是王敬久、孙元良、宋希濂）和其他临时划归他指挥的几个师，主力都在沪宁沿线，只有少数在上海外围，一旦有事，缓不济急。因此，在军事会议上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派一个战斗力强的旅，伪装进入上海。鉴于上海的重要地位和不断恶化的时局，这个提议被通过了。以钟松为旅长的一个加强旅，穿上保安团队的制服，随即进驻上海虹桥机场。
卢沟桥事变以后，上海日军态度已经十分明朗，张治中认为应立即沉船封锁江阴长江水道，免得日军军舰到处窜扰，对我执行作战计划不利。蒋介石的命令下达后，竟为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黄浚（他是日本驻华使馆买通的汉奸）所知，立即转告日方。
7月28日，也就是日军在北平方面全面发动攻击的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迅速撤退汉口上游的日本侨民。黄浚泄秘通敌，日本驻在武汉的海军陆战队因而得以乘舰急开上海逃脱绝境，并且使日军在虹口、杨树浦一带的海军陆战队兵力达到三千多人，以至在战局中起了不利我方的作用。
在日本舰艇护航之下的最后撤侨轮船，于8月9日到达上海。就在这一天，又发生了虹桥事件（大山中尉事件）。日方借此事件向中方提出许多无理要求，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拒绝。
8月11日，鉴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领精锐的孙元良八十八师和王敬元八十七师向上海推进。张治中按照原定计划，在8月11日深夜下达命令：全军进人上海，八十七师进驻大场，八十八师进驻南翔，三十六师进驻江湾，其他外围各师亦按计划进入预定地点。张治中本人率领前线指挥所进驻南翔，由于事前准备周密，行动迅速，各部都按时进入了上海地区。
12日清晨，当中国守军精神奕奕走过北海宁路北浙江路一带的时候，两旁的居民不约而同地燃放爆竹拍掌欢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当时士气十分高昂，乘车进入南翔的官兵拒绝下车，要求直接开到第一线投入抗敌斗争。悲壮之极，严肃之极，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看见此情此景，无不感动得流下眼泪。
13日拂晓，张治中指挥的部队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的攻击准备。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日军陆战队一个小队冲进横滨路、宝兴路地段，对当地中国驻军进行射击，20分钟后又停止射击，并诡称中国军队先于商务印书馆附近攻击日军。至上午4时，日军在八字桥、天通庵、宝兴路、宝安路一带，齐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给予严正回击，至此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是日深夜，在南京的蒋介石决定对侵华日军发动总攻击，电令张治中于“拂晓攻击”，并令空军出动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