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救济使许多流亡群众免于饥寒死亡，这对于坚定人民抗战的决心，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从而大大有益于抗日战争的进行。大批难民从东部和沿海来到后方，带来了比西部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妥善安排难民，也促进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与区域开发。
因为救济难民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坚持抗日、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救济难民活动也就使得国统区社会各阶级、阶层、团体的人士，不分党派、信仰、性别团结在国民政府周围，都在这场争取国家独立和捍卫民族生存的斗争中得到了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威信日渐高升，他有感而发道：“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意料，但统一局面可因益见巩固。”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含东北地区），其中上海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其他沿海各省共有2063家，占总数的51％；内地各省工厂只占总数的19％左右。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和江浙一带首当其冲，相继被战火硝烟弥漫，为避免东部工厂被日军摧毁、占领和利用，同时为保存抗战的经济力量，东部工厂必须迁往内地。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工厂物资迁运大后方
事实上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便有了关于在中国中部内陆地区建立新的国防工业体系的设想和内迁兵工厂的计划。个别重要兵工厂全部或部分内迁已经拉开了工厂内迁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接受钱昌照的建议，设立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进行工业资源调查和拟订开发计划，力图建立“国防工业”的新布局。
除了新建，在内陆地区建立新的“国防工业”体系的另一条思路，是将沿海兵工厂内迁。
1935年6月25日，蒋介石又专门密令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省，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望速派妥员来川黔筹备整理。”
以调查为主要目的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使命在1935年也走到了尽头，接替它的是一个叫资源委员会的机构。资源委员会隶属军委会，在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以建设国营企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中心任务。抗战爆发后，在工厂内迁的过程中，资源委员会起了关键的作用。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已成为战争的前沿阵地，这个问题更是刻不容缓。一些深感切肤之痛的企业界知名人士纷纷致函国民政府，请求政府协助工厂内迁。首先提出将上海工厂内迁的是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7月14日，他致函国民党有关当局，“呈请政府协助内迁”。7月下旬，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所属300余家工厂、10余万员工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政府迅速组织工厂内迁，并表示：“誓为我政府长期抗战做后盾，以争取最后胜利。”民营工厂内迁的呼吁，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
1937年7月22日，军委会经蒋介石同意后，密令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规定作为总动员业务中心的“资源动员”由资源委员会召集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会同筹办。资源委员会随即召集各机关开会，详细阐述了内迁的意义：其一，可以增强抗战力量；其二，可以避免这些工业因城市失守而沦于敌手。
会议最后决定划分8个组，分别从速讨论动员办法，并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专门委员林继庸赴沪与厂商洽商迁移事宜，这是国民党官方首次提出迁移上海民营工厂。不过，对于民营工业的内迁，政府的指示是“在野人士自动组织起来准备内迁”。
内迁工作展开后，国民政府所经营的兵工、军需工厂及其他厂矿在其主管部门的组织下，比较顺利地迁至内地。虽然这些国营厂矿在机器设备、技术力量、企业管理和工人数量诸方面均优于民营厂矿，但靠它们构建抗战应敌的国防经济体系，最大限度地保障军需民用，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必须动员广大的民营厂家一同迁往内地。
当时，各民营厂家主要有三种态度：一是主张将厂矿迁至长江下游的芜湖地区；二是不愿冒风险，希冀托庇于租界或外商的保护；三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积极响应政府的内迁动员。此外，尚有相当一部分厂家持观望态度。为此，国民政府在运输、经费、重建及生产等方面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
国民政府的优惠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营厂家的拆迁热情，到9月15日前，申请拆迁的厂家就达到125家，并随着战火的蔓延急剧增加。
国民政府内迁工厂的决策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紧急制定的。上海工厂的拆迁就是在炮火中进行的，因此，给工厂拆迁造成了极大困难。一是组织紊乱：最初负责拆迁的部门多、职责极不明确，部门间相互扯皮、各行其是的现象极为严重。只是到了11月14日，由各相关机关派代表联合组成厂矿迁移监督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