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恰逢中日之间外交交涉停顿之际，且是在日军反复举行挑衅性大演习之后的交战，所以日本对于全中国开始其正规军事侵略，已有极大的可能性。
2．准备应战
蒋介石不敢有丝毫大意，在当天立即致电宋哲元，指示如下：“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次，蒋介石已经准备应战了。
7月初的重庆，戒备森严。川康整军会议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在这里召开，矛头主要是指向刘湘等当地军阀。正当刘湘为蒋介石裁减其嫡系部队大伤脑筋时，传来蒋介石的一封加急电报，着何应钦速返南京。
要应战，军事中枢不可不立。蒋介石指示何应钦联合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谋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有关军事机关长官，组成军事统帅部会议，决定应对策略。
与此同时，蒋介石急电也雪花般地飞到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八十五师师长高桂滋的指挥部，命令他们亲率部队火速向石家庄集中。蒋介石再次电示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强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即使谈判，也“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当时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乐陵省亲，华北防务由他的部将张自忠负责。二十九军将士在当时已经奋起反击日军人侵，日军也在考虑扩大事态，但宋哲元显然对卢沟桥事变的性质和全国的抗日热情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对平津防务进行调整，而把大部精力用于与敌谈判周旋，以期“和平”解决上。
战端已开，人们所以还会有讲和的想法，是因为事变之初北平的形势还不够明朗。自7日夜起，双方在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多次冲突。意想不到的是9日又告停火，甚至商妥同时退兵，日军退回丰台，宛平县城交中方保安队填防。不过，日军回撤后，次日再度向卢沟桥推进，二十九路军也不得不再派兵阻挡，双方重新交火。此后接连几天，双方一直打打停停。
但是，和平的幻想很快就被不断传来的密报粉碎，日方大批援军正从关外和天津方向源源开来，仅关东军一周时间就调来了一个师团的兵力，日本国内和朝鲜另有五六个师团的兵力正在增调中。特务系统收集的情报纷纷传至南京，蒋介石等人非常明白，日本当局肯定有更大的企图，至少，日军这次不拿下冀察平津地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3日，当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蒋介石即致电宋哲元说：“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同时也对宋哲元指出：“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既然中央已经初步表明了“应战”的决心，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开始行动起来，不管是和还是战，做好最坏的打算都是应该的。
从7月11日起，军事统帅部开始具体部署应战行动。战争并不仅仅取决于热情，仓促应战又谈何容易。根据各部门的报告，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只储存有可供20个师作战用3个月的弹药；可供50万人、10万匹马用1个月的粮秣；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装就绪，虽有200架飞机可以用于一线作战，但相当部分性能较差，备件不足，且北方无论燃料、炸弹还是机场，均少准备。不过，在最初两天的会议上，军事准备上的这些欠缺似乎没有过多地影响到与会军事人员们的“应战”决心。
根据统帅部的决定，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发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和军事征用令。全国军队统一配置，分别调集陕、豫、鄂、皖、苏各省有关部队，向陇海、平汉路沿线集结，并征用平汉、陇海和滓浦三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同时明确要求宋哲元：不可放弃卢沟桥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谈判以求缓后也须作抗战之准备；如二十九军需要弹药和物资，中央可以源源补充。为此，统帅部特别派专人乘飞机将卢沟桥工事图送往前方，并提出要在石家庄设置行营，在保定设置前线总指挥部，做大战的准备。
南京方面紧锣密鼓的筹划应变方略的同时，日本方面也没有闲着。7月11日上午，东京。五相会议正在日本政府大楼内进行，研究卢沟桥事件的善后。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作出了出兵华北的决定。傍晚，经过天皇的批准，日本政府在军部的支持和推动下，正式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随后，军部开始大规模地向华北调动军队。日本政府和军部携起手来，准备将华北的紧张局面扩大成为全面的侵华战争。
关于日本政府态度和日军动向的情报，雪花般飞向南京。日本方面夺取华北的意图已明，既然南京方面并不想使华北变成“满洲第二”，那么战争已是不可避免。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