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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自己政治分裂的愿望，蒋介石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幕僚班子，团结一批忠诚可靠的心腹亲信。为此，蒋除约集在南方政权中任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到南昌密谋外，还从北方招来了许多旧时好友，共商大计。
蒋介石从河南召来了他留学日本的同窗张群，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主持南昌行营事务，两次致函在天津蛰居的黄郛，邀他火速南下，助自完成大业。
1927年1月初，黄郛离津南下，一路上，黄郛为蒋介石四处访友，鼓吹宣扬，筹集资金，在途经上海时，与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墩等商谈了资助蒋介石的问题。
黄郛抵达南昌时，张静江、戴季陶等蒋之心腹都已恭候多时。1927年1月底至2月初，蒋介石同张静江、黄郛在庐山牯岭仙岩旅馆朝夕相处，经过多日之谋划，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第一，“苏联顾问太专制了，共产党太可怕了，使国家观念很重的国民党感觉不安，必须离俄清党。”第二，财政方面，“国家必须有根本一贯的大政方针，庶几一气呵成，厘可以裁，债可以理，而财政基础即于是乎定。”要获得银行界的资助。第三，外交方面，在加强与日本联系的同时，不能忽视与英美的来往。第四，军事方面，在北方之阎锡山、冯玉祥两个力量，或思想、或历史、或友谊均可与国民革命军合作。第五，社会人心方面，鉴于一般人畏惧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所以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为重要的事。
蒋介石在酝酿反共“清党”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获取江浙财团的支持，其原因有二：一是江浙财团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联合之必要；二是蒋介石与江浙财团有历史的渊源，具备联合之可能。
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明确地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暗地里，蒋介石直接派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治理处处长、军政署署长要职的徐捋秘密赴沪联络，首先经钱永铭、陈光甫向上海金融界筹借50万元，供蒋介石年关之急用。
当蒋介石设司令部于南昌时，虞洽卿便亲赴南昌拜会蒋介石。虞了解了蒋的意图后，回沪与江浙财团中的一部分人撇开与军阀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1927年3月22日另行组织了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效力。
3月26日，蒋介石抵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晋见蒋介石，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问题。
29日，9名大资本家赴交涉公署“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蒋介石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江浙资产阶级也表示愿意在经济、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双方达成了交易。
此后，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棉纺业的荣宗敬拍胸脯说：“要钿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往见蒋介石时，他们就表示愿意“认捐五百万元，即继续输蒋，亦商所愿，借款可另案办理”。4月1日，上海金融业资本家为蒋垫付了300万元，直接资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未几天，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要上海商业联合会催拨饷款，商业联合会也大都照办，不敢迟疑怠慢。
面对中国大革命的迅猛发展，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除了调兵遣舰，武装保卫既得的在华权益外，也在积极活动企图分化革命阵营。
1927年1月16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1月29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分别谈话或发表声明，表示中立态度。
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自汉返赣后不久，即会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日本领事电告币原外相：蒋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约，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蒋介石向日本表明意向之后急欲得知东京的反应，于是派黄郛去汉口联络日本总领事高尾，派遣戴季陶东渡日本“转风试探”。
不久，日本军部的使者铃木贞一与蒋介石在九江见面。蒋给铃木看了他写的《建国方略》一书，他的结论是：“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最后，他告诉铃木：“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
另外，蒋介石派戴季陶到东京，会晤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表明蒋的立场。币原外相由此判断：蒋介石虽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但如果共产党人走得太远，这位寡言的将军是会干预的。随后，币原向内阁提议：日本应拉住反共的蒋介石，让他去压制中共。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确定了“怂蒋反共”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