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可能是因为二人不敢大张旗鼓，只是派遣心腹之人查探，查探人数较少，加之传谣之人隐匿过深，故而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线索。
坐在马车上的董和松了口气，因为现下这件事可以放上一放了，远在南中的刘璋发来了书信，说是让太守陈实和他将心思放在蜀郡民生上，不必理会这些无端的谣言。
实际上这条谣言的确也没有什么好关注的，蜀地的士人官吏、黔首百姓，现下对于刘璋这位益州牧很是拥戴。
不同于中平年间的益州刺史郤俭，在益州大肆聚敛，贪婪成风，使得益州元元无聊，呼嗟充野。也不同于刚强猜忌的刘焉，虽然刘焉不怎么贪婪聚敛，但刘焉对于益州士人甚是排斥，空悬别驾之位，又不设主簙，凡事皆是亲力亲为，更是取用张修、张鲁这样崇信鬼道的邪士。
同郤俭和刘焉相比，刘璋的风评在益州好的不要太多，于为人，刘璋清静淡然，不好奢侈，于用人，刘璋亲贤纳士，没有排斥益州士人，拜王商为别驾，任黄权为主簙，取张肃为功曹，巴郡三分，皆由巴地人士出任地方，于政务，刘璋烛照明察，嫉恶如仇，所用之官吏，皆是清平之士，未有虐民之举。
再有，叟夷作乱于南中，益州百姓几曾见过有刺史、州牧亲身前往南中征讨，不过刘璋一人尔，南中乃益州家中之事，刘璋亲力亲为的表现，让刘璋在益州士民心中的形象甚为高伟。
董和嘴角露出一些微笑，区区盗嫂一事，纵使为真，也难掩刘璋在益州士民心中的光芒万丈。太守陈实和他将这条流言看的如此的重，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家的忠心，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罢了。市井上流言万千，真真假假的，他这个成都令哪有那么多闲心去管。
车声辚辚许久，董和回到了离蜀郡太守府不远的董氏府邸，看着这座颇为雄伟宽敞的府邸，他不由轻叹了一声，这是刘璋的恩德，是他还不完的恩德。
成都居，大不易。
成都作为益州的州治，也是大汉西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不止蜀郡之人在成都购房置地，往往巴郡、汉中、南中的世家豪族都在成都购房置地，当然他们并不是要迁居到成都，而是在成都置办一个屋宅，作为族人游历到成都后的休养之所，只是这样一来，人多地少，再加上大族通常拥宅数百间，流通在市面上的成都屋宅就更少了，这就导致了成都的房价贵的离谱。
而作为从南郡迁徙到益州的董和，在刘璋的超拔下担任了成都令一职，县令的禄米一般在三百至六百之间，成都令作为类似京畿地区的长官，自然能拿到顶格的六百石禄米。
虽然领着六百石的禄米，但要考虑到董和不止一人居住在成都，他还有宗族老幼需要抚养，所以董和自然是买不起成都的屋宅，更遑论这间离州牧府和蜀郡太守府这两个权力中心距离都近的屋宅。
也因此，起初董和是领着族人居住在成都城外，但他的老板刘璋考虑到这样有些不便，不利于董和出任成都令后办公往来，所以将这间屋宅赐予了董和。
这间屋宅原是别部司马张修的居所，但张修为张鲁所攻，死在了汉中，所以这间屋宅就成了无主之地，赏赐给需要在成都城内办公的董和，正是合宜。
到达董氏府宅门前的董和，将尽忠报效刘璋的心思收好，下了马车，走了进去，在仆人的指引下前往了会客厅，见到了前来拜访他的荆州使者蒯良，一番客套见礼完毕，各自安座好。
蒯良打量着面前这位在成都士庶中声望颇高的成都令，只见董和身上所穿衣服的材质，非是蜀地世家豪强所钟爱的蜀锦，也不是豪奢富商所穿的绸缎，而是和寻常黔首所穿的粗布。
蒯良不由在心里暗自感叹了一声，果然和传闻里一样，董和行为节俭、粗衣素食，只是装扮如此的简陋，却不见董和有一点卑色，反而有一股子清贫乐道的滋味在其中。
另外据蒯良所知，董和不止于为人上有被称道的地方，于成都令一职，董和秉承儒家仁恕之道，兼法家公平之道，约束豪强，抗衡世家，不使强者肆意，不令小民受屈，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因此董和在成都士庶中声名显著，有董青天之称。
似董和这样的贤才，还是南郡出身的贤才，没有为荆楚所用，却于成都大显光芒，蒯良不免有替刘表感慨有沧海遗珠之痛，楚才竟为蜀所用。
但蒯良也清楚，似董和这样小豪族出身的人物，家中没有过两千石的长辈，在荆楚只怕难以出头，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干，董和能一步步坐到县令的位置，但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一出任就是一县令，还是一州州治的县令。
蒯良心中有思，无所隐匿的说了出来：“刘益州有识人之明，拔董君为成都令，甚为恰当，良听闻自董君出任成都令后，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世家豪强、奸猾之徒尤为惮之，然彼等亦无怨言，成都上下肃然，士庶传颂，称赞董君为‘董青天’。”
董和一脸淡然，没有因为蒯良的称赞沾沾自喜，他推辞道：“蒯良过言了，和只是尽忠职守而已，却是没有那么多的功绩，至于‘董青天’之说，不过是些愚夫声传，实在令和惭愧。”
董和话题一转，像董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