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观点相左的对方，是任何一个组织的任务和目的。无论有没有对方，没有就寻找一个或者制造一个。革命和斗争都需要目标，没有目标和对象，就没法斗争和革命。最初，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人打倒对方的方法是口号和文章，是伟人的语录。于是天天有人游行，口号震天；再不然就传单满天飞，大字报贴满了每一个墙角；再就是各个组织的宣传队，扛着旗帜上街头，用歌舞占领舆论的至高点，与敌方唱对台戏；或者索性与对方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甚至发生暴力冲突。人们的口才和思辨能力空前地提高，从饭桌上到厕所里到单位上再到大街小巷，人们不停地辩论，为自己的观点或者利益辩论。张学坤和彭华，是大妈家的两个准女婿，都是内江机床厂技工校的毕业生，都在机床厂工作，但他们一个是保皇派另一个是造反派，到了大妈家的饭桌上，他们彼此都会寻机挖苦讽刺对方，或者大段大段地搬出毛主席语录和对方辩论。
造反派和保皇派辩论，造反派和造反派、保皇派和保皇派也要辩论，为革命的真理和谬论无休止地辩论。每个人都是一个观点，对每一种观点都有一种理解；每个人都是一面旗帜，都代表着一种力量，都试图却永远没有办法辩倒对方，这就是人们不停地辩论的原因。辩论，是一种观点和力量与另一种观点和力量之间的游戏，是文革时期的CS，是文革中的一大景观，也是文革中“文斗”的一个显著特征。看起来，一切都更像是一场游戏，但人们对此的态度却异常地严肃认真，因此游戏的背后积蓄着一种可怕的力量，让人感到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由革命激情堆砌的火山口上。
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一种观点或力量，都把打倒对方视为革命；对立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革命就是正义，就是一切。一篇文章、一张大字报、一场辩论、一次游行，最终会指向一个具体目标，会把这个目标从某个革命队伍里、从某个工厂里或者机关里、甚至从某个家庭里无情地“揪出来”，戴上塔一样的高帽子，当众示威、游行、批判，甚至自己打着锣鼓自报家门：我是地富反坏右，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是投敌叛国分子，我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时间，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到处都有革命对象，于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把从而把他们揪出来，然后把他们打倒。这种打倒包括精神上和肉体上，甚至打倒以后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最后可能致人死地。激奋的时候，人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口头和文字的力量，“不会那样雅致地革命”。那时候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比舆论的力量更可怕。革命舆论可以导致革命行动，一种声音、一种观点，可能使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疯狂和丧失理智，就可能使无数的人在斗争中丧命。这就是革命，地地道道的革命，流血的革命。
从十多岁的学生到六十岁的老太太，每个人都是那么激情、好斗、爱憎分明和幼稚可笑。每一个平民，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而国家大事，便是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言论；大到国家领导，小到平民百姓，拥护某某人，打倒某某人，成了人们时时思索的问题和需要表明的态度。这就是当时最著名的所谓“路线问题”。路线是革命的生命，也是处于革命浪尖上的革命者的生命。甚至一家人也会因此而四分五裂，反目为仇，因观点不同而彼此成为政治上的敌人，也要相互打倒。每一个平民，研究的都是连专家也没有弄明白的理论和哲学；每一个平民，都是一个政治细胞，都承担着国家的重任，肩负着全人类的命运，同时又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千千万万的人只穿一种服装，只唱一种歌，只跳一种舞，只对伟大领袖表忠心。早请示，晚汇报，吃饭以前也要喊口号、表忠心：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生活已经纪律化、格式化、革命化，这就是革命的成果和最高境界。
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文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