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徐光启训练了两万新军，算账便知。
军饷，一人一月4两银子，两万人一年就是96万两银子！安家银，一人20两，两万人共需要40万两！
两万军队一年粮食消耗大概114000石，而崇祯年间北京粮价一石米三两银子，则两万人一年消耗粮草就价值34万2000两银子！盔甲，徐光启曾言精甲一副需16两，棉甲一副5两，就按照半铁甲和半棉甲来估算，两万人合计花费也得21万两银子！长矛、腰刀配套使用，一副各5钱，两万人合计得花费2万两银子。
精工打造的鸟铳一杆最少得5两银子，就算按最低要求四人一杆，配置5000杆吧，合计起来2.5万两。
进口红夷大炮每一门均价2300两银子，买200门火炮就得花费46万两银子！弗朗机炮因规格不同而价格不等，就均价算20两银子一门，买1000门弗朗机就是2万两银子！此外各种功能型号的弹药还没算钱！
明末失去与蒙古贸易后，马价飙升，一匹良马平均价值约50两银子，买一万匹优质战马就得花费50万两银子！由于战争需要，每匹军马每天需消耗三升豆、一束草，则一万匹军马一年需耗白银最少33万两！
以上合计326.2万两白银，为当时徐光启训练两万新军的一年开销，也是最保守的预算，约占了明朝财政收入的一成！如果再算上弹药、损耗和杂七杂八的各种费用，则两万新军一年需耗银子400万两以上！
中国北方的大草原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游牧民族都以狩猎、放牧为生，而马匹则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牧民中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会骑马，并且对马的种类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相比之下，中原人在耕种上的造诣很高，他们有历法，懂节气，懂得按照时令耕种，但对马的了解，却远远比不上草原游牧民族。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都认为，明朝的覆灭，与老百姓对骑术的不熟练有关。
在农耕社会，由于人们对耕牛、骡子和驴子的利用要远远超过了马匹，毕竟马匹一般只用来做代步工具。因此，百姓和官府都没有认识到用马的重要性，直到汉朝建立前，都没有设立专门的国营养马机构。
但是，随着农耕帝国的发展，不同的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游牧骑兵的强大，迫使历届中原朝廷渐渐认识到了马匹在战场上的作用。尤其是唐宋两朝因各自对马匹掌控力不同，导致对外战争的效果也不同。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初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后，便趁机设立了一个驯马团，并且命令官府对其进行监管，因为大明朝堂上正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以备不时之需。
由于中原历来有重视农业耕作传统，导致中原地区的马匹不多，远不如耕牛和驴。因此，明朝人只能从其他国家采购优质的战马，从其他国家学习养马技术，再加上现有的战马，试图培育出更好的马种来。
朝廷为便于采购和选择马匹，曾公开与北方蒙古部落和东北女真部落合伙设立马市，进行茶马交易。
不过，这也不是根本性办法，因为汉地的传统习惯是种田，若只考虑应付战争储备而让官府来养马，则经营成本太高。俗话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让官府养马的效果很不理想，不如向外买马。
经过长期实践后，明朝官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便让大臣们在绞尽脑汁寻找解决的办法。最后，“衣冠禽兽”们决定把驯化马的任务交给了民间。百姓可随意养马，还可享受官府补贴，养好马后统一交给官府。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处也有坏处，因为很多“衣冠禽兽”们都想着如何滥竽充数，虚报银两以中饱私囊，因此能多弄几匹马就多压榨一下老百姓，所谓“人多好办事，人少好分钱”，弄虚作假，瞒上欺下！
于是，朝廷为了杜绝贪腐，就颁布了一条法令，要求所有人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缴一定数量的马匹，否则就要严惩。百姓们因此压力山大，而贪官污吏则以缴税为名，或将自己家族的老弱马匹交给百姓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越是有钱有势的人就越不会去养马，反而把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推给老百姓，同时还巧立名目层层盘剥老百姓，目的就是要逼得老百姓去借高利贷来替官府养马。最后，搞得百姓家破人亡！
如此一来，“衣冠禽兽”们贪腐成风，财富却与日俱增，不仅变相地掏空了老百姓的家底，还侵占了朝廷用于养马的资源，终于导致了明代养马业停止发展，也最终导致了明朝后期马匹严重短缺的无解问题。
其实，明代的驯马制度早已建立但并不健全，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明朝中期的马匹的数目比建朝初期增加了六倍。最鼎盛时期，马匹的数量可达到三十万匹以上，这才足以保证明成祖五征漠北和占领辽东。
由于官府强制要求民间养马，而受中原地域条件所限，本来应该放养的马逐渐被圈起来，因此导致了马匹的品质大幅度降低。另外，明代兽医多精通医术，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