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初并不反对刘纬随驾北上，但有前提，凡在君侧，缄口结舌。
寇准也有交待，阵前军国事从权，只言片语便可决万人生死，不用祖宗“言事无罪”之制，但凡刘纬有请对、上奏、拟诏等逾矩之处，立刻卷铺盖滚回东京。
起初，赵恒并没有真让刘纬从事记注一职，权当多了一个随侍小黄门，混在一群内侍中间食宿作息，行在銮驾左右，住则在行宫周围马车上。
但刘纬终究只是一个孩子，銮驾驻跸韦城那一夜，赵恒因王超逾期不至失眠，随口关心一句：“刘纬还好？”
张景宗笑道：“官家放心，他比谁劲头都足，好好的驴不骑，非得牵着驴走，还说是锻炼身体。也不挑剔食宿，就是睡相不太雅观，喜欢抱着人睡。”
赵恒微笑不语。
换做其他人去和内侍同吃同住，估计得以死明志，偏偏刘纬毫不在意，还如鱼得水，变相逼其返京之想……也就落空。
张景宗忽又小声道：“他不食荤腥，不饮酒水……”
赵恒笑意更甚，眼角隐有雾气升腾。
次日驾行，刘纬默默登辇，隐在御座后的隔间伏案。
大辇即移动行宫，亦属便殿，是百官觐见、请对、议事之地。
第一天下来，赵恒特意抽出时间翻阅刘纬所书记注，一式两份，硬笔横行在先，软笔竖行在后。他又找来记注官所书记注比较，大致一体，但刘纬所书记注看上去更养眼，并非字形，也非字意，而是语气轻重缓急。
赵恒不得不承认，虽与史家宗旨相背，但事急从权，臣子的些许失礼之处，完全可以一笔带过……例如寇准拽着记注官追问，到底是谁欲南巡、幸蜀。
那记注官没觉得不应该，也不认为是大逆不道，毕竟是拽过先帝袍袖的两朝元老，支支吾吾表示，君臣独对，并无外人在场，但刘纬一直隐在隔间，好像没怎么动过，寇准便拉着记注官去找刘纬对质。
刘纬一问三不知，只是没大没小的捏了捏鼻子。
寇准明白了。
陈尧叟也是蜀人，作为签书枢密院事之一，在辇驾北巡期间，同另一签书枢密院事冯拯轮流随侍赵恒左右，协理军机。
于是，群臣再议北上时，寇准揪住陈尧叟领口不放，“髃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妇小儿。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
尽皆失色，纷纷好言相劝，却又不愿伸手，惟恐为盛怒中的寇准误伤。
赵恒瞬间领悟赵光义当初无奈，谁是天子？谁是臣子？谁顺着谁？
最终，高琼仗着人高马大，帮陈尧叟从寇准手里抢回几根长须，但他解围陈尧叟之际又赞：“寇准言是。”
带御器械王应昌出面缓和：“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遛不进，恐敌势益张。暂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
寇准附言。
赵恒遂再北巡。
轮值记注官已被刘纬的老道和不要脸所折服，在记注编目归档时，特意将刘纬所书记注抽出检阅，以作借鉴。
一是“驾前忿争，为琼所止。”
一是“御前忿争，为琼所止。”
“驾”、“御”虽只一字之差，却模糊赵恒在场与否，寇准、陈尧叟也可轻轻发落……
那记注官上进之心随即胎死腹中，一度打算去国子监了却残生。
寇准虽未道明消息来源，却又指责陈尧叟“小儿尚且不如”。
赵恒遂责刘纬：“卿可知，记注不可外泄？”
刘纬怏怏道：“臣不敢，寇相再三交待不许臣言军国事，所以臣只字未语，可臣那时紧张，鼻痒难耐便捏了捏，也许是寇相会错意，误打误撞。”
赵恒忍不住问：“卿也以为寇准言之有理？”
刘纬字字谨慎：“臣不知，但臣事记注一职时，校理再三告诫，不掩其过，不盖起功，陛下代之不当。”
赵恒无言以对，却也不再让刘纬隐在隔间，否则谁还敢请对？遂在御座左下再置一记注案。
寇准乐得如此，要近重臣也都觉得放在明面上看着更心安。
大辇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有人奏事，中书、枢密院、三司等主要职能部门全都分为留司和随驾两部分，京师、驾前各司其职，权力运转方式并没有太大变化。
大多数时间，都是赵恒就国事、军事征求翰林学士、给事中、军指挥使、钤辖等人意见。
车驾在外，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方便，赵恒肯定受不了委屈，但他的心思不在礼仪上，赐茶等示恩之举不可能面面俱到，张景宗等内侍又不敢自作主张，常常给人以厚此薄彼的印象。
刘纬在外就座，姿势必须端正，跪的久了总想起来走走，在尝试为赵恒端茶倒水而无责之后，又开始根据议事内容和气氛，主动为应召文武置办茶点，而且十分契合赵恒心境。
赵恒起初并未留意，在发觉以张景宗为首的内侍时常急促不安时，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