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的僮瑶暴乱，云贵川的大理苗、僮、彝等民暴乱。
除此之外，身处大漠的北元汗庭还颇具实力，时常骚扰大明北方边境。
朱元章也一直很头疼这件事儿，以至于他在对燕王朱棣的信件中甚至这样写道：
“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堡垒，或拒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钞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
所以，从人口资源相对殷实的省份抽调人力资源去填补人口资源相对短缺的省份是不可避免的。
加上当时读书大省、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只有南直隶、浙江和江西，因此明初各军屯和移民，基本以这三省为主，外加福建、山东、山西为辅助。
由于当时富人大都集中在江南一带，而这里富人成群，对朱元章的统治也是尤为不满，因此江南也是朱元章重点关注的地区。
因此，朱元章进行迁徙，目的主要是为了“移民实边”，其次是为了消解富户财富、消除权力和财富的勾结，使得朝廷稳定，天下太平。
这样的局面，实际上和眼下的局面类似。
长城以北和海外的大明疆域人口不足，实力空虚，不仅不能为大明供血，还要让大明输血。
这种情况下，朱元章的政策是最符合大明的政策，而朱元章针对的迁徙人群主要是富户和罪犯以及流民。
在这三类人群当中，对富户的打击最为严重，因为罪犯和流民本来就是无地身份不明的人。
这种人不论被迁到哪里，其实都跟原先的生活差不多或者稍微好一些，但是富户就不同了。
由于富户之前生活的很阔气，还与许多大明权贵有交集，因此他们在地方影响力很大。
相比较富户，实际上大明当时的国库情况并不好，因为在移民上，朱元章和朱由检经历的一样，都是一个问题……粮食！
民间粮食多，但朱元章不可能抢，而他选择的是用宝钞和白银来购买粮食，刺激农业经济的同时，为移民做准备。
只是宝钞用了没多久就因为信用问题而大幅度贬值，因此朱元章将目标放在了富户上。
这些富户通过“洪武四大桉”受到牵连，家产被尽数充公，九族进行迁移。
所以朱元章时期的江南之所以没有明朝中后期那么强大，主要便是因为他们被迁到新地方。
由于人生地不熟，很多人家都会抱团，因此让许多地方土司忌惮。
不过这个过程中，也有爆发和土司爆发冲突后很快就衰败下去家族。
在外力的干扰下，哪怕迁移到了地方上，这些富户也很难再崛起，保证了明初那段时间天下没有士绅富户能左右朝政。
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朱元章来说，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和边疆。
农民出身的朱元章很善于从富和穷方面进行考量，他的移民政策在古代算是史无前例的做法。
唐代基本是靠世家自觉迁移，而明代靠朝廷暴力迁移，两者性质不同。
暴力迁移虽然导致许多百姓渡过了一段“贫苦屈辱”的岁月，但迁移的政策给大明带来的是政权的稳定。
由于富户的减少，那么相应的贪污腐败不断减少，所以移民政策有利于整顿朝廷中的腐败现象。
对于迁入地来说，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开垦了很多荒地，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人员的流动也将许多少民文化吸纳融合，让大部分少民在文化上和汉人类似。
总的来说就是迁移富户让内地得到稳定，强化边疆汉人，利用汉人的文化优势来将对方同化，顺带减少贪腐、创造出较为廉洁的政权。
朱元章的富户迁移和流民、囚犯迁移，让明朝在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这八十一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爆发较大的叛乱。
哪怕是后世为人称道的“唐赛儿起义”，实际上也是宗教蛊惑，并且人数在数千到一万不等。
相比较各朝各代的起义，除了明末，明朝超过万人的起义只有三次。
对于朱由检来说，这个政策很值得借鉴，而通过朱元章的政策，加上对自家殿下的了解，李定国大概也能知道自家殿下的政策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抑富均平”，“移民实边”。
抑富不代表要打击所有富户，而是打击和朝堂之上勾结太深的富户，如四川中与各衙门勾结倒卖军屯田的那些士绅豪强，便是需要打击的对象。
士绅豪强占据的土地是绝大多数的，迁移一户豪强出去，就能均富百户人家。
如眼下的北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以及云南、贵州、朵甘、广西、辽东这些地方便是通过抑制豪强，迁移豪强，才使得朝廷获得了数千万亩耕地，均贫富给了大部分平民。
牵连的豪强，往往一户数十乃至数百、上千人。
将他们迁移去交趾、旧港、南州，这便是最好的实边。
在李定国看来，自家殿下接下来，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