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为党做事，为人民做事，是无偿的，你点歌收费不太适宜啊。这可是原则问题啊。＂马副顿了顿，语重心长地说。
＂我，我只是..。为了广播台的发展。＂我努力寻找着点歌收费的理由。
＂发展广播台不一定要收费，以前没收费，广播台不也发展得好好的。这个事情我也和吕部长说了，他也认为点歌不宜收费。＂马副突然收起往常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一付不容商量的口吻，我从未见过马副这幅表情，心中涌起一股厌恶，看来他平时都是一幅假慈悲的样子。什么发展的好好的，广播台都快瘫痪半年了，难道你马副这么快就忘了。而且他预先把吕部长抬了出来，让我没有回旋的余地。
＂那以后就不收费了！？＂我轻声说，话语中带着怨气。
＂要收也只能意思一下，一两毛钱。＂
我嘴上说着：“那好吧。”心里却想，还不如不收呢，我已经决定不收了，没有意义。
走出了马副办公室，感觉一身没劲。如果按一、两角收，广播台根本没积极性，很多学生也不爱点歌，给女孩或者女朋友点接近免费的歌，点歌的价值大减，心里有掉价的感觉，自然点的人会越来越少了。之前没有收费时，点歌节目每天不会超过5首，收费后，平均每天最少都有十几首。
元旦晚上点歌全部免费，播音结束后，广播台的兄弟姐妹们跟着我在校园里游走着，百无聊赖，最后大家都坐在大操场的草地上唉声叹气，都觉得有些受伤，空有一腔热血，却得不到理解，很不理解领导为什么那么不开明。
我尝试点歌收费的那一年是1992年下半年，那一年中国大地春风激荡，一位老人迈着蹒跚的步伐南巡，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向小脚女人一样。
老人家说了，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记得头一天政治经济学教授还在说中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天邓小平就说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换成一般的人讲这话可就是离经叛道。
一位80多岁的高龄的老人，竟能如此开明，说巿场和计划只是手段，巿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说得多好，我听了简直震撼了，感觉好过瘾，好像自己想了几十年想说的话被小平说出来了。
什么年代了，为人民服务就等于无偿服务吗？那你们这些领导还领什么工资？
凑合做吧，我心里想着这些却没有和广播台的同仁们说出来，毕竟我是主帅，动摇了军心，事情就不好做了。之后，点歌收费的事也就慢慢不了了之了，每天也只有两三个点歌的，没收入也落得轻松。
凑合做吧，秦胜想着却不敢和弟兄们说出来，毕竟他是主帅，动摇了军心，事情就不好做了。之后，点歌收费的事也就慢慢不了了之了，每天也只有两三个点歌的，没收入也落得轻松。
我又想到开辟每周一歌栏目，印刷每周一歌词曲，摆放在路口卖，一张一角，秦胜带领几个人摆了几天，感觉劳力劳神，又没什么收入，也停止了。
我感觉创收无门，于是打消了继续找创收新方法的念头，一切按步就班地维持现状得了。
那一年，南巡讲话的春风也吹到了我们这个偏远的大学，很多学生好像一夜之间忽然对买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做起了各种各样的买卖，我们舍长程行远也卖起了包子和方便面。
我应院报的约稿，写了一篇题为“练好内功好下海”的评论文章，劝说大学生们不要急着做买卖，应该好好学习，提高素质，为将来打好基础。其实我心里想的远非这些。
虽然遭遇挫折，但广播台的工作还得继续。因各种原因，工作人员已经离开了一批，这种学生自治组织即没有约束力，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吸引力，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的相当多，因此又需要补充一些新鲜血液。
机构庞大了，各种杂事也多，我考虑设一个办公室主任。我想到舍友王村红，他做事认真严谨，为人本分厚道。我想找他谈谈，我觉得有一定的把握，因为我们俩关系还算融洽，宿舍6个人，我和每个人关系都不错。我找王村红说此事，他果然爽快答应了，他认为自己学业已能轻松过关，每年的奖学金已让他生活学习无虞，缺的就是社会实践等学业之外的锻炼，同时也觉得我这个人为人不错，对他王村红一向尊重友好，因此可以一试。
王主任上任后，果然不负我所望，各样杂事帮助我处理得井井有条。
点歌创费夭折了，但我再创辉煌的梦想却没有完全破碎，我正准备酝酿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