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冒后，爸爸经常带我去街上的一个私人诊所看。一次我又感冒了，又在这家诊所打针吃药一个星期，没有好转，却变得更为严重，全身无力，烧得整夜无法入睡，身上还起了红点点，后来请了一个老中医来看，他说是出麻疹。
一个多月躺在床上，外婆和妈妈轮流陪着我睡觉，只能吃豆腐和青菜。等病好了，我的功课也落下不少，但人也较前胖了不少，大家都说，我长这么大只有现在看到我长胖了，妈妈很高兴。
可是放假回乡下外婆家，也算我们自己的家（那时外婆已经搬到大队所在地，在我初二时，外婆和我家合盖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我们家有两个单元，现在也都空置着），我又迷上了围棋，我和两个姨夫杀得天昏地暗。晚上躺在床上也想着围棋一直到半夜，恍恍惚惚睡着了，也是半梦半醒地，梦里全是黑白世界。
这样折腾了几天，我很快瘦了下来，恢复了原样。妈妈说迷恋什么围棋啊，前段时间的努力白废了。
和柳洞洞的要好主要体现在傍晚放学后。如果他找不到伙伴踢足球，就会和我一起去学校旁边也是他家（他家就在学校旁边的进修学校内，他爸爸是那儿的老师）旁边的公园里玩，那里的青山秀水总是吸引我们流连忘返。
走过迂回婉转的水上走廊，穿过一片青草地，就走到上山的石级下，我就跟着他跳石级，我跳一阵就吃不消了，他能一直跳到山顶。
跳完之后，他要到公园旁边的河里游泳，有一次我也跟着他下了水，也不知道我爸爸是怎么知道的，他偷偷把我的衣服裤子拿走了，我只好穿着裤衩回了家。以后再也没有下河游泳。
柳洞洞的父母除了管他吃饭外，其他的几乎不管，给了他极大的自由空间，所以他玩得特别痛快，虽然他老是一付深沉忧郁的样子。他睡的房间也单独一处，和他父母妹妹隔了几十米远，所以很是自由。所以他的房间成了周末和节假日很多同学的聚会场所。我因这一点认识了他的很多朋友和过去的同学。
周一到周五，我经常晚上到他那，听王杰、童安格等歌星的歌做功课，我们的学习基本上不求精，马马虎虎就可以了。多余的时间则是聊天或者比双脚站篮球谁时间久。
他话不多，更多的是我说，他听，因为他很＂深沉＂。录音机里放着沧桑王子王杰的歌，他就经常闭着眼，伴着音乐轻轻哼着，然后轻轻摇晃着大脑袋，更显＂历经沧桑＂。
我总是对国家层面的如时事政治、历史等等东西感兴趣，他好像对这些没有什么兴趣，他的兴趣在自己的快乐和生活。我现在猜测那时的我在他眼里，肯定是正统的傻逼青年，我确实是这样，傻逼青年，正统的。
1989年那一年，大城市的大学生们在搞＂学潮＂，这事当然也刮到了我们这个山区小县城。一部分同学似乎跟过节一样，下课就谈论着这事情，不用说，大多数都支持大学生的行动，认为我们国家不行，社会主义不行，这个社会很糟糕。
而我却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当然我没有当面和他们争论，我一贯很内向的，这时候也同样如此，没有勇气和他们争论，再说我也是少数派，势单力薄。只会心里着急。
不过柳洞洞成了我的唯一的听众，我把观点全部向他亮出来，引经据典，说明新中国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取得了资本主义国家百年的伟大成就，而且未来前景光明。他多数只是听着，不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我讲得激动，讲得累了，就微微点点头，就算只是这样，我也自作多情地认为他认可我的观点，因此而信心倍增。
弟弟一贯是我的死党，从小就崇拜我、依赖我，屁颠屁颠地跟着我。初中的他依然如此。我们的观点高度一致，都纯真地爱着中国，爱着中国的一切。
小姨夫总是和我们唱着反调，我们经常争论这些敏感问题。他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家里人最集中的时候亮出自己的观点，说某某某又腐败了，然后就唉声叹气地说中国无可救药。我们俩兄弟就和他针锋相对起来，唇枪舌剑，甚至脸红脖子粗的。
家里多数是中间派，小姨最不高兴，说你这个当姨夫的和孩子争什么争，中国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糟，吃饭时间搞得不愉快，然后又会说中国问题确实大，腐败现象很严重。
外公总是先说解放前那些国民党伤兵佬非常坏、非常凶，常常欺压老百姓，然后就说感谢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感谢邓小平让他落实了政策，重新站在了七尺讲台上。
听到外公的这些话，我心里很高兴，觉得有了支持者。不过外公接着又会说，现在的中国腐败确实严重，他们学校的校长盖房子买东西吃回扣，出门回来就拿一大堆白条回单位报销，看来腐败问题确实严重。听到这话，我又没劲了。
妈妈外婆也是中间派，偶尔搭上一两句话，无非就是先说说解放前生活艰难，改革开放后生活改善很多，但现在社会确实复杂，妈妈也会说她学校的腐败和不公平现象，校长和总务狼狈为奸，大捞特捞。
他们说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事例，而我们俩兄弟更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