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位内阁大臣天天同崇祯皇帝打交道，对这位年轻的皇帝的急躁、刻薄的性格是再了解不过的了。
因此他们都不愿在崇祯皇帝兴致正高的时候，给皇帝浇冷水，只能暂时放下自己心中的一点反对意见，互相参酌着商议起给姬庆文的封号来了。
大明朝的官僚体系发展了两百多年，已是僵化得近乎凝固。
反映到给姬庆文拟的封号上，便都是那些诸如忠勇、恭敬、泰康之类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虽然迂腐陈旧，却绝不会有什么大错，正好应承了大明朝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氛围。
然而这样的封号，却没法在崇祯皇帝面前过关，他金口一开，只用“暮气”、“无聊”两个词语，便将这些封号全部推翻，自己灵机一动，用自己那丰腴圆润的字体写下“福禄”两个大字来。
这就相当于崇祯皇帝给姬庆文钦定了封号——福禄侯。
内阁这几位饱学鸿儒一看见“福禄”两个字，便皱起了眉头，这两个字也没品位了，写成春联还嫌恶俗，作为大明朝正是册封的侯爵的封号，岂不是太儿戏了些？
可一想到“福禄二字”既然是皇帝的金口玉言，而且这封号又不会冠在自己的名前，这三位大人便即释然了，随即编排了一堆“圣上英明”、“学识渊博”之类的马屁话说给了崇祯皇帝听。
三位阁老拍马屁的本事，可比办实事的本事厉害得多，崇祯皇帝听了他们如此用心的奉承，顿时心花怒放，当即要内阁首辅周延儒当场拟好圣旨，等白莲教之乱彻底平定之后就要明发天下。
周延儒乃是堂堂内阁首辅大臣，拟制的事情都是交给在内阁行走的一些资历浅薄的翰林学士、庶吉士之类的小臣代劳。现在皇帝要自己给姬庆文拟旨，这让他心中有些不满，可要是当面拒接皇帝这样的旨意，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找没趣了。
于是周延儒便只能在太监的伺候之下，提笔开始草拟旨意。
这时内阁次辅温体仁却是别有想法——他早已看出姬庆文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现在顺着皇帝的心意，巴结一下姬庆文，乃是一件一本万利且全无风险的好买卖。
于是温体仁笑着向前半步，拱手对崇祯说道：“圣上，最近老臣久未动笔，正在技痒之时，不如让老臣也拟一道奏章，愿同周首辅大人比个高低如何？”
这话说得崇祯高兴，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一旁在不紧不慢地挥笔拟旨的周延儒闻言笔尖一颤，心想：好个温体仁，这不是当着皇上的面唱我的对台戏么？
这场文斗，事关朝廷首辅大臣的体面，可万万不能输了。
周延儒心中有这样的想法，却已有些来不及了——原来是他方才拟旨之时就颇有几分轻慢之心，并没有拿出自己连中会元、状元的无双文笔，用笔极为敷衍。而这道用笔敷衍的圣旨已然写了一大半了，周延儒只能努力摇动生花妙笔，尽可能地将这篇文章往回圆。
可这样前后不一的笔法，显然造成了文章整体格调的割裂，让这篇文章从一开始的肃穆严整、尽显朝廷威仪，变成后来的阿谀奉承、用尽谄媚之辞。整篇文章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心怀佛祖，最终却抵挡不住红尘诱惑，遁入青楼的尼姑一般，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这样的旨意，自然是不可能在崇祯皇帝面前过得了关的。
反而是温体仁拟的那道旨意，虽然文笔并不出众，却贵在文风统一、文辞流畅，还拿出了姬庆文食君之“禄”便是天养之“福”，要天下食君禄者都要感念这段福分，忠心替圣上办事。
这样一来，便将文章的立意拔高了许多，顿时赢得了崇祯皇帝的欢心，赞道：“长卿（温体仁的字）拟的这篇旨意好得很，正合朕意。好，此回就用长卿的稿子了。”
说着，崇祯便在温体仁又是感激又是得意的眼神之中、在周延儒又是嫉妒又是悔恨的眼神之中，将这篇墨迹淋漓的文稿递给一旁的司礼太监，加盖印玺之后，压在书案之上，就等着白莲教之乱彻底平定之后，便要给姬庆文加官进爵。
就在内阁首辅周延儒、次辅温体仁接着姬庆文封爵之时争风吃醋之时，排行第三的徐光启却是含笑不语、稳坐钓鱼台。
原来徐光启同姬庆文的关系极为密切，原也用不着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多费工夫，只消在散朝之后，回家写一份私信送到姬庆文手里，将皇帝的态度向自己这位小朋友说明了也就是了。
徐光启的书信并没有用兵部的六百里加急快递、也没有走锦衣卫的路子，而是通过漕船慢慢递送到姬庆文手中的，从京城出发已过了七八天了。
这七八天里头，诚意伯刘孔昭不断催促姬庆文加紧进军，力求尽快将温州城攻破，可姬庆文却始终以麾下军士疲劳不堪、火药子弹都需补充等理由一一搪塞过去，就是不肯出一兵一卒。
后来接到徐光启的书信之后，姬庆文就连理由都懒得找了，干脆就只回两个字——不行！
毕竟按照崇祯皇帝的意思，姬庆文也马上就是为侯爵老爷了，同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