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班里的同学来自天南地北，虽然都操普通话，却带着浓重的地方音。简直成了语音大杂烩。有位来自福州的女同学，大家让她说说地道的家乡话。她张口说了几句，听得人两眼发直，没一个字能辨得出来。再让她说成普通话，哦！原来是“隔壁家愣小子爱上了邻村的傻闺女。”笑得大伙害肚子疼。
一些日子里，杜适在同学中常听的学校名人有两位，一是校长彭康，一是老教授钟兆琳。一次，一位上海同学告诉他，彭校长是上海哲学学会的主席。
“嗯？是么？”杜适听后瞅瞅他反问，“在哲学上搞学问的人当理工大学校长，会是么？”
“怎么不是，就是的。你不相信彭校长？”对方的神气言之凿凿，眉宇间满是对校长的崇敬。
“这与相信不相信无关。我是觉得情理上不顺。你说的是有凭证，还是听传说？”
“这还能有假传说，谁能没事说这假话。信不信由你了。”
杜适一笑置之，心想或许是真，或许是以讹传讹，但他希望是真。因为几次学校大会后，他对校长既感神秘，又觉敬重。他坐在台下，远远见台上校长面色微黑，脸颊略瘦，戴副眼镜，少语中透着庄重。和着那身深色笔挺的大衣，使人感得是位性格内敛的饱学名士。在杜适的印象里，校长从未在台上作长篇讲话，他的主意和决定，常由副校长苏庄讲，他则坐在后面不作声。苏庄讲话中时而回头看他，他也没表示，至多是几乎看不出的微微一个点头表示认同。这样次数多了，师生们便有一种心情，希望听听校长的讲话，但却每每失望。
许是与性格有关，杜适对同为内敛性格的彭校长怀有亲近的心理。他希望校长就是传说中的上海哲学学会主席，他宁愿信这个，尽管嘴上表示疑问。
关于钟老教授，杜适除听说他在电机学界的名声外，还听有个趣闻，是从比自己高一级的同学那里听来的。对这，杜适的反应则是难信其无了。那天上课前，同学们在阶梯大教室里谈起了钟教授。
“钟兆琳，嘿！听三年级同学说，有意思着呢。”邵景义笑道。
“怎么？”有同学问。
“有次，系里请来一位苏联专家来给他们班讲电机课。系主任带着教研室两位老师来听。这还不算，连钟教授也让拉来坐在下面听讲。”
“这还不明白，友好加尊重呗！”坐在后排的谭居正说。
“说好听了是那样，说俗了叫捧场。”胡克看着谭居正说。
“苏联专家讲上了。可你猜猜，钟老教授怎么着？”邵景义说。
“你就往下说不得了，别调人胃口了。”胡克不耐地说。
“不知是不欣赏还是什么，老教授闭着眼睛，跟闭目养神差不多。好过了一阵，睁一睁眼，不一会又闭上了。时候一长，坐在旁边的系主任过意不去，趁专家没注意，用胳膊肘轻轻碰一下老教授。教授眼睛睁开，微微一笑，又闭上了。”
“你说说，钟教授是摆派头呢，有看法呢，还是真的犯困？”坐在杜适旁边的生活干事张惠民歪起头问杜适。
“派头？”杜适做着反问式的回应，同时在心里摇头。他自忖，钟教授素来待师生谦和可掬，当不至于以派头示人。
看见杜适的态度，谭居正随即应合，右手在空中一摆说：“全国电机理论的泰斗，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台电机的钟老教授，用得着派头么！论学术水平，咱系主任还得是他的学生呢。请个外国专家讲课，让咱国宝级的老教授屈尊听课，实在过分。讲中苏友好，总得有国格不是。”
“过分！”后面隔着三排处掷过来一声，是班党支书柳政仪，从深度眼镜后面投来目光，注在谭居正的脸上不动，像是要观察他自己这两个字的力量。
谭居正讪讪一笑，没再说下去。
大概觉着口气重了，柳政仪向谭居正改送去个微笑，谭的目光却去了别的方向，和几个同学交换着眼色，这才觉出自己的讲话已经擦上了大政。不过，对钟教授为什么在课堂上“闭目养神”，没人能说出道道来。
杜适不知道设计制造电机产品的中国第一人是钟教授，但教授的盛名他已经听得不少。于是便有从师泰斗名下的优越感，只可惜从未得机会在课堂上听取老人施教。大概是到自己这届学生，他已经不上讲台了。有时偶见他去电机大楼走走，凡见到他的师生，包括系主任，都对他谦礼有加，他则默然微笑点头与人会意。杜适立于走道一侧，看着教授慢步去电机教研室，不一会出来，又朝系办公室走去，像回家看亲人一样。杜适看着教授的背身，忽然起了想法，“凡才学过人者，莫不深含不显，过显则必浅。”
已经有好几天不见晴天了。天上是沉甸甸的深铅色，潮湿的热风时时吹来，人心里像堵着什么，只盼能有场猛雨，驱走这让人腻味的阴霾，然后是日头高照的碧空。盼得心切了，甚至梦中也见到了如洗的一片蓝天。可到次日醒来，窗外依然是压抑的深灰的天空。
杜适刚从学生宿舍区理发小店出来。回宿舍的路上，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