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把自己修改过的交给士绅大会讨论时，袁可立还不知道这件事。! 不过1日之后，当大明时报把通过的总论全刊登出来之后，不仅袁可立知道了，连京城百官也听说了这件事。 虽然袁可立知道，崇祯修改过的内容是什么，他也对皇帝承诺过，会认可这些修改。但事实，他自己心并没有把握，被皇帝修改后的能不能在朝堂获得百官的认可。 毕竟太祖曾经有言再先，擅改律法者，是乱法之奸臣。是以后世各代，虽然认为的内容已经不敷使用，无法解决当世之问题，也只是以律法为基础，设立了律例这个擦边球。 所谓因律生例，因例生例，实际便是判例法，对于大明律覆盖不到的问题，采用了同类型案子的判罚为依据。当然，这种判罚的主旨，还是要符合大明律或是儒学的精神。 袁可立编撰这本，主要还是想要把大明200余年积累下来的民事案例做一个整理，去除掉不具备代表性的案子，同大明律、儒学精神不相符合的判例，还有众多重复的案例。 他希望，最终能给各地官员建立一套可以操作的判例，从而杜绝地方胥吏利用大明繁复纷杂的案例，操纵司法糊弄地方官员，从而激发日益高涨的民怨。 应该来说，这种想法是好的。从某种程度来看，也维护了司法的唯一性和崇高性。 但是袁可立编撰这本的时候，主题和目的还是相当明确的，便是维护下尊卑的封建伦理秩序和地方的社会稳定。 因此，这本不是削弱了地方士绅的权力，反而是加强了士绅对于地方法权的干涉。毕竟，儒家诸贤追求的最好社会形态，便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 换句话说，便是一切民事纠纷最好能够在地方士绅的主持下，内部调解解决，不要闹公堂去。实质，是把大明县城以外的区域，交给了地方士绅去管理，以减少办公成本。 在崇祯看来，袁可立编撰的这本，在江南这些社会矛盾还算缓和的地区，大约能够解决不少问题。但是在陕西、河南等社会矛盾已经激化的地区，不过是一纸空罢了。 当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活不下去的时候，什么法律都起不了震慑作用。因此，他对做了一些修改，并加了：论人的基本权利的总论。 什么是人的基本权利呢？崇祯觉得，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便是生存下去的权利；其次是保卫自己不受侵害的权利，再次是自由思考的权利，及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等。 在总论的结尾，崇祯以这样一句话做了总结，“任何一位大明人，都应当履行其对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如纳税、服兵役等。同时他也同样享有被国家保护，享受以基本权利之权力。 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民众之间发生的纠纷，一律不得以尊卑身份区别对待，也不得以八议减轻或是免于处罚。利用公职身份、宗室身份、勋贵身份、官员家属身份、主家身份，对他人做出的侵害行动，同样不得引用减轻刑罚的八议。” 看过了这篇总论之后，袁可立对自己这部能不能通过百官和宗室的认可，大为怀疑了起来。 毕竟，按照这篇总论。大明现在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都被不同程度的削减了。 袁可立虽然认为，皇帝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的确让普通人心生振奋。同以往戏说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戏毕竟只是戏，只要下尊卑的礼仪体制还在，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一句戏言。 现在崇祯想要在他的做手脚，以他的名义来发布这篇总论，试图打破下尊卑的礼制，建立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也未免太过于高看他袁可立在官员之的号召力了。 不过，出于对皇室的忠诚，袁可立对于崇祯修改自己一事保持了沉默。不管这么说，这篇总论虽然损害了整个大明特权阶层的利益，但是其出发点来看，皇帝写这篇章的目的，还是在于保护大明普通百姓的利益。 袁可立是四朝老臣，在朝资格之老，只有寥寥几人可以拟。他又同东林党人交好，门下几位学生，如倪元璐、黄道周等人，都是东林党人新近出现的坚力量。 他自认，算是做了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最多也是败坏一些名声。但是如果让天下人知道，这是皇帝亲手写的总论，恐怕朝野的舆论不是那么温和了。 不过当袁可立做好了，在朝堂被群臣责难的准备时，崇祯却在士绅大会首先抛出了对于的讨论。 在牛金星等人的鼓吹下，又有袁可立本人的名望，加这群士绅代表也正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感，处于一种群体性的自我感动阶段。 因此，他们的大部分人很快被这篇总论打动了内心，大部分代表在第一时间，认可了总论所确立的思想。除了一小部分士绅还是心存疑惑，但是在群情汹涌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站出来唱反调。 当然，某些士绅代表看到这篇总论时，想的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他们自己。虽然他们也是特权阶层的一员，对于下层百姓可以予取予求。但是在特权阶层的位者眼，他们同普通百姓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篇总论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也确实打动了他们心的一缕需求。特别是那些处于藩王宗室领地内的士绅，他们可没少吃这些宗室子弟的亏，能够出台这样一篇约束一下宗室，他们同样是乐见其成的。 士绅大会这边正一条条的通过的时候，从大明时报才获得消息的朝廷官员们，顿时慌乱了起来。 不少思想较为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