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的那些商人，往往可以获取暴利，周琅向日本出售五百万两的货物，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半的利润，就是两百多万两。
这笔钱对周琅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中日贸易航线，宋代时候就已经开辟到了每年能往返四次，周琅不打算跑四趟，他打算一次用光信牌，组建一个二十艘大船的舰队。
其中的威慑意味不言而喻。
为什么威慑日本，因为周琅从朱濆哪里得知，日本人不但给周琅发了信牌，过去给浙江海商的信牌也没有减少，还是十块，这意思很明显了，过去的浙江海商占有的名额，那是给满清的，这说明日本人在两面下注，两不得罪，不管周琅跟满清争夺的结果如何，日本都不得罪人。
威慑一下日本，至于日本是不是削减浙江海商的信牌数量，周琅不关心，他希望让日本看看自己的实力，增强一下信心，觉得周琅力量强大，赢的可能更大的话，没准日本人会再多给几块信牌，每一块信牌可都是价值十万的利润啊。
除了向印度和日本派去了二十艘武装商船的舰队外，周琅还向暹罗派遣了同样规模的一支舰队。
不过去暹罗的舰队目的，卖东西是次要的，主要是去暹罗采购大米。由于战争关系，福建的粮食生产去年受到了影响，导致米价腾贵，光靠台湾的稻米输入，完全无法满足，所以周琅需要一个能够大量供应稻米的渠道。这些年向中国出口稻米数量最多的，就是暹罗。
谢清高去年已经顺道走访过暹罗了。虽然明知道周琅跟满清是敌对关系，暹罗名义上还是满清的附属国，但暹罗政府并没有纠缠这个问题，因为他谁都得罪不起，只是默认了跟周琅势力进行贸易而已。
或者说暹罗人并不在乎所谓的宗主国威势，他们名义上臣服于满清，目的只是为了贸易而已，每一次朝贡的，大多都不是所谓的暹罗使者，而是中国商船。他们打着贡使的旗号，当然他们有完整的法律程序，会有国书，有使者，有暹罗国王的印章。这套程序都是真的，至于他们怎么得到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总之每一次朝贡，都是一次利润丰厚的免税贸易。中国商人出力，暹罗国王出名，最后双方分肥。就像西方小国普遍崇尚贸易一样，中国周边的小国也崇尚贸易。原因只有一个，国小，人少，无力支撑起一套完成的生产体系，只能通过贸易满足需求。如果国家稍微大一些，就像日本这样的，就会反过来效仿中国实行对贸易的限制。
清朝时期，暹罗人口一直徘徊在四百万一下，根本不可能分化出完整的手工业体系，因此普通消费品都无法生产，只能像西方人一样，选择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
历史上，暹罗跟荷兰，日本都进行过贸易。跟荷兰的贸易一直持续了下来，而跟日本的贸易因为日本的锁国而中断。跟中国的贸易不但维持了下来，而且日益扩大。因为双方各有所需，暹罗需求中国的手工制成品，康熙朝晚期，中国东南一带的大米已经无法自给自足，清政府鼓励南洋国家贩米进入中国，给予低税率，甚至免税的优惠。
暹罗鼓励贸易的原因，跟西方国家一样，但结果却不一样，西方国家形成自由贸易的观念，将其视为一种权力，对贸易的限制往往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暹罗的贸易，却因为利润丰厚，被权贵把持。最后集中到了国王的手里，称之为王室垄断贸易。
暹罗所有贸易货物，都是国王统一收购，严禁私人贸易，甚至在集市上开商铺进行零售。对外贸易同样如此，名义上暹罗国王是所有贸易的大老板，是全国最大的商人。
但是统治者一般不可能亲自进行交易，所以缺乏必要的商业知识，暹罗国王的做法是寻找代理人。而中国人成了最好的选择，到了清朝，华商基本上垄断了暹罗王室的贸易代理。西方人将这些中国商人，称为王室管家或经纪官。由于暹罗王室对华商的依赖，渐渐吸引了大量中国商人来暹罗贸易，明朝时期就已经有中国商人常年在暹罗定居，明朝灭亡又导致大量的商人滞留暹罗，在暹罗形成了一个华人定居点。
华人数量的增加，渐渐让他们成为暹罗社会中一股不容忽视的经济阶层，跟王室等上层权贵的关系，又让他们开始介入政治，乃至到了达信时代，达信这个华裔甚至通过驱逐缅甸侵略者，建立起一个华裔暹罗王朝，可惜只维持了一代，就被拉玛家族取代。
但拉玛王朝跟过去的王朝一样，依然坚持王室贸易，依然委托华商代理。华人在暹罗依然是一个特殊的经济阶层，华人定居区域，成为了繁华的主街。为了吸引华人到暹罗贸易，暹罗王室甚至给华人更优惠的待遇，华商在暹罗经商的税率比暹罗本地商人更低。一直持续到朱拉隆功改革的时候，当时取消华人特权的时候，华人甚至还起来发动了抗议。显然，那时候的华人不管从心理上，还是现实中，都已经建立了高本地人一等的观念。
由于华商在暹罗商业中的垄断地位，哪怕挂着给王室做代理的名义，但私下贸易也很盛行。所以周琅派出舰队去暹罗采购大米，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麻烦，周琅还给暹罗国王写了国书，让手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