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学的热潮。中国人蜂拥前往日本留学，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王公子弟、秀才举人、在职官员，甚至缠足女子、白发老翁也不甘落后。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留学生或官费送派，或自筹经费，有的来自沿海城市，有的来自偏僻内地，竞相东渡，络绎不绝。清末留日学生在20世纪初的10余年中，总数达几万人之多。
民族危机促成留日热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留日热潮呢？最根本的动力乃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人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愿望。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以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卓有成效。因此纷纷主张效法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一条捷径。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过日本引进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了许多中国爱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亡命日本。20世纪初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屡次因发动武装起义受到清政府通缉而到日本避难。有的青年学生为了追随他们而到日本留学，而不少流亡志士本身也成为留日学生。
清政府提倡、鼓励官费、自费并举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中就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清末新政，为了培养新政人才，吸取日本新政经验，也大力提倡留学日本，并制定了一些奖励政策。尤其是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以后，更使不少知识分子以出洋留学为重要出路与进阶捷径，竞相东渡。
日本政府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日本朝野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是出现留日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后日本为与俄国争夺远东霸权，有意笼络清政府，其中手段之一便是劝说清政府派学生去日本留学。此举既可密切两国感情，又可增加日本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中国扩张势力，培养亲日派。日本教育界还特地为接纳中国留学生开设了一批学校，如日华学堂、弘文书院、成城学校清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等。
此外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如中日地理相近，来往方便，留学日本费用节省，文字习俗相似等。
清政府向日本官派留学生，最早是在1896年。当时驻日公使裕庚出于使馆工作需要，从国内选拔了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本留学，并请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对他们的教育。
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清政府正式下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地方上首先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官费留日学生20多人赴日本学习陆军。接着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以及浙江求是书院等也纷纷派出留日学生。至1899年，中国留日学生已有100多人。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又增加到280余名，1902年为500多人，1903年1300多人，1904年达2400多人。1905年至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由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等因素影响，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1907年以后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政府文部省对中国留日学生制定了种种限制和歧视政策，引起留日学生极大愤慨，不少人愤然回国。另一方面，清政府学部也颁布留学规定，限制留日学生的资格，而且停止派遣速成科留学生，使留日热开始降温。而且，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普及，一般普通教育不必出国留学。此外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也开始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1908年至1909年留日学生减到5000多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许多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留日学生，都争相回国，投入革命洪流，1912年留日学生人数骤减到1000多人。
留日青年成为革命骨干力量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入学和学习状况的特点，一是以学习政法和陆军为热门。与19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大多学习理工和海军不同，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法、文史、外语、师范到理工、农医、军事、商业以至音乐、美术、体育，应有尽有，其中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多。
另一个特点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较多。这反映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动荡，留日学生大多学习准备不足又急于求成。加上自费生比例高，流动性大，清政府管理不严等原因，往往学习质量不太高，还有不少纨绔子弟到日本留学只是为了镀镀金玩玩而已。
中国留日学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到正在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日本，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许多留日学生一到日本，就跑书店、看报刊、听演讲，广求新知。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各种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