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那天昭襄王隆重其事，大排礼仪，结果引来了大批咸阳百姓围观。昭襄王这既是做给范雎看的，也是做给其他人看的，昭襄王希望人们知道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他见到范雎首先道歉，强调他没有及时接见范雎，是因为义渠叛乱一事，他每天要向宣太后请示机宜，忙不过来，这些话则主要是说给周围官员听的，昭襄王要向大臣们显示他是孝子，唯母后之命是瞻，弦外之音是无论他与范雎谈什么，当然不会对太后不利。昭襄王对范雎的客气和对太后的尊重，使大臣们的脸上都流露出感动。
当场面形式走过后，昭襄王屏退左右，开始与范雎进行实质**流。范雎尽管早有准备，但却非常谨慎，他不了解秦王的心思，担心交浅言深会捅马蜂窝，所以绕了许多弯子试探秦王，努力使秦王明白他说心里话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是有极大风险的。昭襄王于是向范雎保证，无论他说什么都可以，上至太后，下至大臣，都可以发表意见。范雎在秦王诚恳的一再要求之下，才将他对秦国政治格局的真实看法逐步披露出来。
范雎第一步是否定秦国向东方扩张的战略，借此打击穰侯，然后提出自己的战略，显示自己的高瞻远瞩。范雎批评秦国不应该越过韩国、魏国劳师远征齐国，这样做出兵少对付不了齐国，出兵多则两强相争渔翁得利，反而让韩国、魏国受益。这种错误决策的产生是由于穰侯私心自用，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只考虑自己的封地定陶接近齐国，攻打齐国夺取地盘可以增加自己的领地。这是以公济私，得益的是穰侯，受损的却是国家。
这样的话题相当敏感，范雎边说边对秦王察颜观色，确认秦王听得进去，才进一步往下谈。随后范雎提出了自己的一个重要思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秦国对远方国家进行结交，对邻近国家进行攻击，得寸进尺，步步为营，逐步蚕食相邻国家，不断扩大占领的土地，使秦国的对外战争每次都能捞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采取相反的做法，那么即使打得下远方国家的地盘，最终也守不住，徒劳无益。
地处中国西部边陲的秦国，几百年来对外扩张的大方向是向东，但缺乏一贯清晰、长期坚持的战略。之前张仪提出的连横政策，其实质就是拉拢一些国家对付另外一些国家，破坏东方国家联合对付秦国的合纵图谋。至于拉拢谁打击谁，要看当时的形势和环境，因此这种政策与其说是战略，不如说是策略。范雎的过人之处在于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整体扩张战略。他的目标还达不到统一中国这种高度，他只是想辅助昭襄王成就王霸之业，使秦国的地盘越来越大，使昭襄王成为各国之间的霸主。范雎会见昭襄王这一年是公元前271年，离秦始皇统一中国刚好还有半个世纪，范雎不可能看得那么远，但是他提出的远交近攻战略却为秦国最终一统江山确立了基本路径。
昭襄王完全被范雎所吸引，他发现这个自称张禄的人确是奇才，既眼光恢宏有战略视野，又对秦国政治了如指掌，敢于向他指出别人不敢说的事实，这需要勇气，也需要对他本人的信任，这使昭襄王在佩服之余对范雎产生了亲近感。范雎发现秦王真正开始接受他，才将话题引向最敏感的太后和楚系势力问题。自古疏不间亲，挑拨君王与其亲属的关系非常危险，但范雎的野心很大，他不满足于当一个谋士，他想在秦国政坛脱颖而出登峰造极，因此必须设法击倒原有的势力。
范雎向昭襄王谈起他在东方国家时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没听说有秦王，做臣子的声望比君王还高，这是非常危险的事。穰侯任意动用兵符、擅自派遣使臣，华阳君、泾阳君和高陵君作威作福，敢于随便杀人，完全不成体统。范雎尖锐地指出，“秦国四贵”这样横行霸道，架空秦王，将来真可能使秦王成为孤家寡人，那时秦国王室就危险了。
昭襄王沉默不语。他并非不知道楚系势力的存在，而是楚系势力对他有恩，使他当局者迷。昭襄王嬴稷是秦武王的弟弟，本来与王位无缘，当年秦武王被周朝大鼎砸断了脚，没留下儿子就死掉了，王位传承无法“父死子继”，只能“兄终弟及”，从武王的兄弟中选择。武王有好几个弟弟，年序在前的是嬴稷的哥哥嬴壮，如果不是宣太后一力主持，当时年仅19岁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也不可能回国登上王位。他登上王位后他的几个兄弟都不太服，如果不是穰侯魏冉以将军身份镇守咸阳，为他镇压其他公子的叛乱，昭襄王王位难保。这次政争导致嬴壮被杀，武王的王后被赶回娘家魏国，连武王的生母惠文太后也死于非命，是一次政坛大地震。昭襄王对生母宣太后及舅父穰侯在残酷权力斗争中的倾力相助，怀有深深的感恩情绪。作为有阅历的人，昭襄王也相信楚系亲戚即使有时为本派势力打点小算盘，多捞取利益，毕竟是小节，他们对他昭襄王还是关心的、忠诚的，所以昭襄王对楚系势力在朝中独大一向是睁只眼闭只眼。穰侯曾四度拜相，昭襄王看他不顺眼时就免掉他，但穰侯终究人才难得，昭襄王随后还得启用他。
但是昭襄王对范雎的提醒并不反感，相反，他感到范雎这样推心置腹赤胆忠心，一开始就坚定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