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艺的这一声厉呼，不但让杨恭仁、崔逊和王辩吃惊，也令伽蓝吃惊。
什么原因导致罗艺突然改变了立场，竟然支持伽蓝？难道武川系调整了他们的既定策略，转而在力保国内政治利益的同时，全力在第三次东征战场上寻求更多更大的获利机会？抑或，武川系试图进一步接近以越王杨侗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以便在未来的皇统之争中赢得先机？.
罗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把他所在的武川系对第三次东征所寻求的更高目标公之于众，于是，这场军议的性质也就变了。
在这座帅帐里，若以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来划分势力，那么杨恭仁、崔逊和伽蓝因为有共同利益诉求，是最大的一股势力，而罗艺则代表了关陇武川系。在龙卫军里，与罗艺同属一个政治势力的还有柴绍、魏征和黄君汉，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关陇武川系还在以伽蓝为“桥梁”，刻意维系着与以裴世矩为首的温和改革派势力之间的联盟。这一结盟之举在刚刚过去的政治风暴中已经充分展露了其不可估量的价值。
至于王辩，他则代表了以薛世雄为首的支持皇帝改革的军界关陇系激进势力。王辩实际上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以他低微的寒门出身，无法跨入世家豪门的政治圈子，因此对于攻击之策，他是单纯的从军事角度来做出判断，而杨恭仁、崔逊、罗艺和伽蓝则从政治角度来权衡得失。
至此王辩彻底闭上了嘴巴。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份量，接下来的议事，已经轮不到他发表意见了。
“孤军深入，乃下下之策。不可行。”
崔逊的态度立刻强硬起来。一万人的选锋军，而且还是以龙卫军为主力的选锋军，其中一半人还是伽蓝从河北蓄意“骗”来的义军将士，用这样一支军队长途跋涉去攻打平壤，未免儿戏。
武川系居心叵测，可能存有摧毁龙卫军，干净利落地把越王杨侗赶出皇统之争的阴谋。崔逊的想法很简单，不能上当。崔氏已经与越王杨侗捆在一起。而杨侗距离皇帝的宝座太远了，为此崔氏必须不惜代价稳住伽蓝，保住龙卫军，力争在未来抓住任何一丝上位的机会。
要知道越王杨侗的功绩越大。实力越强，他在皇统之争中的处境就越危险。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就是现实的例子。而崔氏更是在皇帝的逼迫下不得不在刀尖上跳舞，一步生，一步死，而能否死中求生。就要看“内功”练得如何，能否抓住主动权。杨侗一旦没有坐上皇位，他的未来就没有了，而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也将烟消云散。或许年轻气盛骄横自大的伽蓝敢于一次次豪赌。但崔氏是中土政治漩涡中摇摇欲坠的大船，几次倾覆之后。崔氏损失惨重，再也赌不起了。
最后的决策权就在杨恭仁手上。而杨恭仁犹疑不决。
杨恭仁可以把这一策略的决策权交给薛世雄，奈何薛世雄并不是一言九鼎的前线最高统帅，在他的上面有皇帝和中枢，在他的身边则有李景和赵才，事实上薛世雄倍受掣肘，根本无法从自身的利益以及自己对战局的考虑做出他认为是最好的决策。
这就是第三次东征决策层的混乱之态，相比较而言，前两次东征的决策层都以皇帝为核心，事情反而好办，即便决策错了，但好歹也有个决策，下面的将军们最起码还有个命令可以遵照执行，而这一次，选锋军都兵临辽东城下了，怀远镇的统帅部竟然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攻击部署，是集结全部兵力猛攻辽东城，还是兵分两路一路围攻辽东城一路直杀平壤？抑或甩开辽东城，于乌骨城会合来护儿后，义无反顾地杀向平壤？
皇帝和中枢之所以让杨恭仁出任选锋军统帅，正是基于远征军统帅部决策层的混乱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得已而为之，某种意义上就是让杨恭仁以自己尊贵的皇族身份主动承担起临机处置之大权。而诸如薛世雄等人则没有这样的优势，因为他们一旦擅权或者做出了错误决策，所付出的代价便是仕途和生命，而杨恭仁虽然也有同样的忧虑，但皇族总是有特权，况且皇帝也授予了他临机处置之权，即便越权或者做错了，也会从宽处理，最多也就是沉沦几年然后再寻个机会东山再起。
正因为皇族身份超然，有特权，皇族才会不惜代价保护自己的国祚，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杨恭仁的立场来说，他愿意看到朝堂上的温和改革派和关陇武川系这两大帝国政治势力能维持长久的结盟，而这一联盟若能持久，必将影响甚至改变帝国正陷入绝望中的皇统之争。一旦帝国确立了自己的储君，那么帝国的政治局面必然发生巨大的足以推动帝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变化。
杨恭仁权衡良久，终于做出了决策，不过他依旧拒绝了伽蓝直杀平壤的建议。
“辽东城坚固，易守难攻。”杨恭仁对崔逊说道，“选锋军一万将士，拿不下这座城池，倘若强行攻击，必然损失惨重，而选锋军的使命也就到此为止了。”
言下之意，选锋军既然到了辽东城下，就必须做出决策，而从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原则出发，攻城显然是下策，但选锋军又不能待在城下无所事事，消极怠战，平白遭人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