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时分，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倾盆而下。黎明之后，雨势渐小，伽蓝带着龙卫统飞驰出城，气势汹汹地冲到城南八里外的慈恩寺下，摆出攻击战阵，做出攻击态势，咄咄逼人，摆明了就是要激怒王仲伯，并以此举告诉黎阳，魏郡独孤震已经与他们彻底划清界限，假若黎阳举兵叛乱，安阳则挥军进击，不惜代价也要戡乱平叛。
然而，伽蓝没有想到的是，他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发展的这步“棋”，没有激怒王仲伯，也没有威慑到黎阳，反而把独孤震给激怒了。
独孤震与亲信僚属、与李大师、傅奕、魏征等河北名士商讨了一夜局势，疲惫不堪，刚刚合上眼打个了盹就被柴绍喊醒了。得知伽蓝带着军队出城了，既没有向他禀报，也没有与魏征、柴绍商议，不禁勃然大怒。
伽蓝自作主张，自以为是，骄恣跋扈，为所欲为，眼里根本就没有独孤震这位皇亲国戚，更无视当前局势对各方势力所造成的巨大危机，如此恣意妄为，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牛，必将危害到他们对局势的掌控，一旦局势失控，他们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甚至还有身死族灭之祸。
独孤震出离愤怒，脸色极度难看，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了。
不久之前，远在关西终南山的楼观道法主岐晖来信，其中特意提到了伽蓝背后的复杂关系。伽蓝是敦煌圣严寺慧心和尚的弟子，在西北沙门中辈分较高，此番东进中土，必会得到西北沙门的帮助。同时，伽蓝又是裴世矩和薛世雄非常器重的亲信，无论在中枢还是在军方，他都能得到高层权贵的照拂。换一个角度来说，伽蓝代表了西北沙门的利益，代表了当权改革派势力。现如今皇帝钦点伽蓝为禁军骁果，将其从万里迢迢之外的突伦川召至行宫，随即又在二次东征之刻遣其南下黎阳，很明显，皇帝赋予了伽蓝特殊使命。
独孤震不能不慎重地看待伽蓝的“独断专行”，不得不从伽蓝的言行举止中寻找到皇帝和中枢的真实意图。目前有一点可以确定，皇帝和裴世矩牢牢掌控了大局，站在巅峰位置上俯瞰局势的发展，静待各方势力在局势发展中“大显身手”，然后以雷霆之势诛杀叛逆，铲除异己，为改革的加速推进扫清障碍。
这是帝国高级官员们和深谙权争的世家权贵们对帝国当前政局的解读，但独孤震看得更深，想得更复杂。独孤震是皇亲国戚，是今上的舅舅，他所承担的戍卫国祚的重任，他对帝国的守护之责，要远远大于其他人，比如皇统继承，既是事关国祚兴衰的头等国事，也是皇帝的家事，而这件事普通大臣不敢涉足，中枢大臣却是不得不涉足，而像独孤震这样的皇亲国戚，却必然要牵涉其中。
此次风暴对帝国造成的影响之巨可想而知，由此必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储君之争。帝国不能一日无君，同理，帝国不能没有储君，而储君的确立，直接关系到了帝国政局的稳定，大幅减少了因为争夺皇统继承权而引发的政治风暴。
元德太子已经薨亡七年，皇帝七年不立储，原因是什么？朝堂上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猜测与皇帝所坚持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关。
皇帝改革的主旨只有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自魏晋以来中土近四百年的分裂历史中，最为耀眼醒目的政治标志就是“门阀士族”政治。这四百年来不断更替的大小王国中，政权实际上都控制在中土的门阀士族手中，“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确保了这一政治格局的延续。杨氏的大隋统一了中土，先帝毫不犹豫地废弃了九品中正制，向“门阀士族”政治举起了锋利的大刀，试图把中土分裂的根源，把可能推翻杨氏国祚的祸根，彻底铲除，但延续了近四百年的“门阀士族”政治非常坚硬，这一刀是砍下去了，不过距离“门阀士族”政治的死亡却遥不可及。
今上接过了先帝“改革”的大刀，催马扬鞭，意气风发，意欲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为自己建下秦皇汉武之功业，为杨氏子孙建下万世之基业。这个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今上雄心勃勃，非常自信。这时候，皇权的高度集中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成败与否，而太子的册封，东宫的存在，必将给朝堂上的保守派，给反对改革的世家权贵们寻到一个“反扑”的强大立足点。
当年先帝之所以废黜太子杨勇，文献皇后独孤伽罗之所以力挺今上，和太子杨勇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关系，和太子杨勇对嫔妃们的亲疏也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太子杨勇在政治立场上走到了先帝和文献皇后的对立面，其他诸如三皇子秦王杨俊、四皇子蜀王杨秀，包括后来与今上手足相残的五皇子汉王杨谅，都未能像今上一样透彻地理解和继承先帝与文献皇后的政治理念。
帝国若想长治久安，必须彻底铲除门阀士族政治，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杨氏子孙若想代代传承，就必须最大程度地遏制和打击世家贵族，重新分配帝国的权力和财富，让天下普罗大众都能拥有跻身贵族行列的资格和机会。
政治理想的实现需要权力和财富做为支撑，为此，今上需要最大的权力，需要绝对集中的权力，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