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攀龙想了想说：“开始是商人现在是百姓，皇上虽然不管事但对军人、商人还有百姓这三者比较敏感的，三个敏感之处我们去碰两处，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点，就算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皇上无法拒绝的理由这么做，那么又该通过什么途径去获得百姓的信任，”
赵南星说：“开始已经说过，我们不是要跟皇上作对也不是要蒙蔽皇上，只是想在做对国家有利之事的同时实行我东林书院的主张，皇帝正常时明白但他一生起病來就不明白，这个皇帝明白他百年后另外一个人坐上皇位就不见得明白，还是那句话不能学习王安石和张居正，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个人威望上，至于说找什么理由去获得百姓的信任，我想到皇上提出过也实行过但现在很少有人继续实行的东西，就是平等对话，”
刘宗周也点头说道：“平等对话就是对话双方不论身份和地位，也不论学识和财富共同坐下來以平等的身份对话，用皇上的话说就是在这地方只看谁说得有道理不看这话是谁说的，假如监政官平时沒事时能够跟百姓开展平等对话，那么百姓有了什么想不通或者不明白的事都可以去找他，久而久之自然会对他产生亲近感和信任，高大人如果怕皇上疑惑忌讳我们是在拉拢百姓，我们可以先说出來得到皇上许可再做，”
高攀龙问：“那些监政官都是六品官，连七品官都不允许轻易下乡扰民，六品官跟普通百姓平等坐在一起朝廷会不会觉得有失体统，而且那些翰林们会不会觉得跟普通百姓坐到一起丢面子，还有就是一个县里少则三万多则十万八万人，就算一个县平均五万人每天要解决问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监政官跟这么多人平等对话恐怕不吃不睡也忙不过來吧，”
刘宗周摇头说：“皇上一开始跟六品七品官坐一起商议军国大事的时候，好多人最早都觉得惶恐不安，到后來习惯了也沒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皇上那么做都不觉得丢面子难道那些人比皇上金贵，至于说不许下乡扰民的事完全是制度上的事，只要皇上同意了一纸文书就能解决问題，只有最后一个问題比较难办，一个人要解决几万人的为难事确实做不到，但是如果增加人那监政官的性质就变了，平等对话只能是顺便做，监督政务才是他们的本职，”
沉默了一会儿后赵南星说：“我也看了杨涟送上來的奏报，他有个提议说用民间的讼师去代表百姓说话，甚至进入辅政机构做事，这话我不是很同意，讼师在民间人们都称其为讼棍，说他们欺上瞒下从中渔利遭人痛恨，其原因就是他们只认银钱不认道理，这样的人做了代表做起坏事來更是无法无天，不过我在想能不能把这样的人用在协助监政官跟百姓平等对话上呢，”
高攀龙问：“既然民间讼师这么不堪，为什么还要用他们呢，而且这里能用那里不能用又是什么道理，”
赵南星说：“民间讼师遭人恨是因为他们想在代理案子中获得最多的利益，这本來也无可厚非毕竟别人在吃这碗饭，不得钱只做事而且是得罪人的事，这样的人远古的时候有现在应该已经绝迹了，用他们是因为他们通道理懂人情世故不像一般百姓那么难以沟通，代表一事上不用他们是因为一个代表要作决断在官民之间处理事务，讼师这样的人不适合做这样的事，协助官员跟百姓平等对话这事上用他们，只是让他们处理文字事务不允许自作主张应该沒问題，”
高攀龙想了想说：“你们把我说服了，既然如此那就依你们的，明天我们写个奏章先让信王看，顺便把徐大人也叫來看看有什么不妥，只要他们两个同意了就给皇上呈上去，”
刘宗周问：“高大人不怕皇上忌讳什么了，”
高攀龙说：“皇上先同意我们后做，这样的事就算有什么事也沒有我们的责任，再说就像开始说的那样我们只是本着对朝廷负责的态度，既是对皇上所行制度的补充，同时也不失我东林书院的宗旨，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做成功一件事不算什么，做一件事能在两个甚至多个事上获得成功才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