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2章觉悟（求月票！）
“凡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
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所有的山东权益，从维新运动以来一直为中国的仁人志士所重视，但他们认同的利益要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共识，并激化民众的情绪，形成社会运动，无疑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舆论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山东权益归属问题事实上已出现了新的契机。占据山东主权的德国成为大战一方，按理，人们是很容易提出趁机收回山东权益问题的。但从舆论上看，各界关注的中心却并非山东主权，而是中国能否实现中立、稳定常态等问题。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于8月6日宣告采取中立立场。
而民众却大体上作出了拥护的反应。8月8日，北京商务总会发出维护社会稳定的传单，指出大战尽管对商业和外贸有一定影响，但因战争“万无旷日持久之理”，且国家又已“按照公法宣布局外中立”，国内金融不会出现大震荡。各商家不必自相惊扰，而要同心协力，镇定市面。8月13日，北京商务总会又发出劝告，详细说明政府采取中立政策后，国内经济秩序不会大受影响的众多理由，劝商家尽可放心照常作自己的生意，以维持市面稳定。若商家自乱，牵动金融恐慌，商人将最受其实祸。从这些表示看，当时民众担心大战影响中国经济生活，情绪有一定恐慌，商界关心的是有关当前实际利益的市面稳定，并未注意到必然卷入战争的山东问题，更未产生趁机夺回山东权益之想。
在此期间，文化人的反应亦大体如是。《晨报》评论指出，大战起后，影响中国者唯是各国忙于战事，借款将成泡影，我国财政，势真岌岌。但大战给中国提供了自强机会，政府正应抓住机会，修明内政，巩固国基，以图反弱为强。《申报》时评则认为，欧战之远期影响在“中立难守”，中国必受其害；中期影响为“外债”、“关税”将随之衰落，“财政必大受困难”；近期影响在大战引起“金融爆变使商界大受痛苦”，一旦商家倒闭，将造成“劳力之人无以谋生”，引起社会问题。是为政府最急需解决者。
而这一切无不表明舆论在欧战爆发之初，国人大体是站在局外中立的角度对待战事，仅意识到了一些可能直接影响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业已出现新契机的山东权益问题尚未进入大众视野。这看似奇怪的反应，实际上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表现。
大战爆发之初，对大战之于世界的影响并未实际呈现出来，见诸报刊的影响均属人们的主观判断。在尚无舆论造成某种公共意识时，人们必然首先从自身与事变的关系去建立联想，即首先想到事变对自身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而不会首先关怀与自身关系并不直接的山东权益。
随后面对德国欲还胶澳，受日人逼迫中央却不敢收，而国人虽有抱怨，但却顶多只是无奈，但淮海经略使公署绕开中央自行接收胶澳，又面日人通牒，守胶澳而不撤，却让国人惊恐之余，却又为其叫起好来，可这好之外，更多的却是担心。
随后李子诚的一番广播讲话，又让人们真真正正的把山东权益和国家权益联系在一起，而不像过去一般，因山东权权益为外国占据有年，人们已经习惯，虽说尚有一些文人指责淮海经略公署“冒然行事”，但在李子诚的连云讲话之后，舆论为之一变，曾经的指责声为之一消，那时谁也不愿担起“卖国”之名。
而8月27日，日本海军炮击青岛，接收青岛中国守军的奋起还击之后，这倒是那些个文人到底终于不再对日本政府宣称的“保障中国主权”有那怕一丝的信任，而舆论也在那一天从“中日二国今日正事设法解去误会”的声音中转向了“死守胶澳，卫我国权”。
在胶澳之战打响之前，面对日本蛮横的最后通牒，文化人在情绪上开始有所怨愤。而中国收复胶澳后日本竟要求中国以撤兵以保两国和平，实非国所能受，言词间已呈现出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的情绪，而胶澳之战打响后，文人、舆论彻底转向支持淮海经略公署坚守胶澳。
而一直求稳的商界的反应亦渐趋强烈，上海、广州、福州等地商业协会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呼吁对日本要求胶澳撤军一事需严词拒绝。中国人心对于日本之要求异常愤激，各界的愤激情绪通过报纸的传播逐步汇成更大范围的公众情绪的趋势已见端倪。
在9月18日，当日军于胶澳登陆，公众的反日情绪已渐趋，而“五十三勇士”更把这一推至顶点，从而引发了多阶层参与的民族运动。
民国三年9月19日，一名爱国志士在《申报》上倡议开办救国捐，并自愿捐献财产1/10。此议一披露，响应者纷纷声援，次日，五十三勇士号外刊出后，上海《申报》发表《爱国之凭证》的“时评”，发出“爱国献金”倡议，称爱国并非“空谈”，以献金“表示其爱国之心”，“人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