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租，主户相信他们的话，将旧佃户尽去。结果这些人又不付约，导致主户田地荒芜。然后迫使主户以低价将佃权出售出来，无赖转佃给其他佃农。往往又引起一大堆官司。
还算是好的。
其实铲佃的背后，发生着许多悲惨的故事。
郑朗所带来的不仅是人口更加飞速的增涨，还有查隐田，主户隐田查出来了，要交地的赋税，以前的佃约租子轻。不划算。于是大肆铲佃。强迫佃农重新加租。
比如江南东路与两浙北路，一些上田原来租子只有三到五斗，这是能承受的，但渐渐增加。有的上田能涨到二石。即便是圩田，一亩地产量精耕细作，如今高产两季合在一起，也不过五石多。佃农不交赋税。可要承担少量的力役，以及杂税，再加上农耕成本，风调雨顺尚得过，一遇灾年，顷刻间家破人亡。
或者取消佃权，成为逃户，宋朝流民很多，可流民又流到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逃到地广人稀的地区，这些地区耕种收获不大。再者，搬一次家，就要添置大量的生产与生活工具，那怕搭一个茅草棚子多少还需要一些钱帛吧。因此在勉强能维护生活的情况下，多数佃农只好过着黑暗的生活。
永佃权的破坏，铲佃的兴起，造就一大批真正赤贫的七**等户产生。
不但是主户参与的，一些地方酷吏也参与了，有的酷吏直接**裸地要求佃农加租，并且公开说，若不愿意，让人铲佃。范纯仁这两年主持监察司，处理类似的情况，共达一百多起。他是好心，可是周边地区全部加租，官田若不加租，不但影响不好，争的人多，往往又让一些地痞无赖占去佃权，或者被小吏变相占去佃权，谋取典佃权钱帛赚其差价。一度让范纯仁很苦逼，郑朗解了围，派人调查一番，适度地根据情况调整了租赁，没有办法，朝廷想惠政，可是好处未必能让百姓所得，所得依然还是地方上的豪强。但加租后，同样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总之，铲佃的出现，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不过若碰的话，那将是比清查隐田，甚至比强行推广理论中的方田均税法都是更大的马蜂窝。
最明智的做法，对此事装聋作哑！
郑朗说道：“子宣，我朝两税可重乎？赋税可重乎？”
朝廷有多少耕地不管，那怕二十亿亩地，没有计入户册征不到税，都不能计算进去的。能计算的仅是户册上这五亿亩耕地，这中间包括一些免赋户与朝廷的各类官田职田学田，真正能征赋的只有四亿亩。不过两税收入也不过四千六百万不足，有钱粮帛草以及各种特产，草竹木柴比粮食便宜，布帛与一些金属或者其他特产又比粮食贵。其实这个数字只有六百多文，不足一缗。也就是化为钱，一亩地两税仅需交纳七十几文钱，相当于当地米价的二斗，麦价的三斗，粟价的五斗。就是七十文还包括了各种杂税，以及计入两税之中，但在粮食生产之外的税务，比如一些茶果瓜蔬的种植，一些作坊的杂税等等。
整个宋朝粮食产量，因郑朗推动，种籽的进化，大牲畜渐多，等等，从两石多点发展到现在，变成两石半多一点。理论上宋朝仍然执行着十征一，最多九征一的比例征收两税。
朝廷制度也颇人性化，比如产量低的地区，一亩仅征零点几斗，北方仅一斗，一斗多点，南方最高不过三五斗，圩田高不过六七斗。就是这个七斗圩田，而圩田产量渐渐超过了五石。比例仅是八比一。不算很重的。
不能当真，到了下面各种附加税累积起来，就不是十比一了，会变成四比一，三比一。
其实郑朗也在整治。
怕麻烦，做法很隐晦，特别是那个财务报表，各州各县各种财务收入罗列得十分清楚，若没有特殊情况或者天灾**，各种税务下降，肯定不对的，未必是多爱民，而是不作为，税少了不是贫困百姓税务减少，而是大户没有交纳。
对于那些特别恶劣减少的州县，派一些人下去查一查，确认了，官途也到头了。
还有一种情况，没有特殊情况，税务猛然增加，郑朗同样不喜，也派人查一查，进行处罚。非是中庸做法，让官员自己琢磨，不能苛民，也不能不作为。自己儿将税务轻重给把握好。
又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对贫困百姓加税，对豪强减税。这个报表上看不出来，可问题也不大，每次夏秋征税之前，用报纸的渠道。又于各州县镇张贴税务征收数量告示。严重超标者。监察司官员接到举报，下去盘查，核实后严惩不怠。
一点一滴地给百姓更多生机。
还有许多不好的情况，可作为朝廷。能做到这种地步，算是很不错了。郑朗倒不想征这个两税，但可能吗？
曾布说道：“郑公，属下依然认为铲佃不可碰。”
铲佃与朝廷关系不大。多是豪强的贪婪导致。可一碰，打击面太大了，引起骚动的后果无法承担。
“碰也可以碰的，比如朝廷进行一些诱导，使兼并现象得以减轻，两税逐步减轻，让百姓耕种有所收获，就不会出售耕地逃避赋税，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