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明白，收藏古籍可以让人痴迷，也可以让人疯癫，更可以让人不择手段，失去品德和信念。都以为喜欢书的人，脾性一定温文尔雅，对待人和和气气。但是，自古以来，那些真正的大藏家，真正痴迷于藏书的人，没有不疯狂的。
首先喜欢藏书藏画的首推大唐皇帝李世民。
古籍记载，东晋王羲之死后，兰亭序由其子孙收藏，后传至其七世孙僧智永，智永圆寂后，又传与弟子辨才和尚，辨才得序后把宝贝藏在了梁上。唐贞观年间，太宗喜欢书法，酷爱王羲之的字，唯得不到兰亭序而遗憾，后听说辨才和尚藏有兰亭序，便召见辨才，可是辨才却说见过此序，但不知下落，太宗苦思冥想，不知如何才能得到。不久，唐太宗就启用监察御史萧翼，让他装扮成普通人，带上王羲之杂贴几幅，慢慢接近辨才，骗得辨才好感和信任后，在谈论王羲之书法的过程中，辨才拿出了兰亭序，萧翼故意说此字不一定是真货，辨才不再将兰亭序藏在梁上，随便放在几上，一天趁辨才离家后，萧翼借故到辨才家取得兰亭序，后萧翼以御史身份召见辨才，辨才恍然大悟，知道受骗但已恨晚，萧翼得兰亭序后回到长安，太宗予以重赏。
其次喜欢藏书的大奸臣严嵩。
严嵩在京都藏书处有“钤山堂”、“忠弼堂”、“听雨楼”、“延恩阁”等。在故乡又大建藏书楼名之“宝翰楼”，址选南昌，嘉靖皇帝御书“琼翰流辉”以赐。宝翰楼藏书有两个“特别多”。首先是宋元版书特别多，据王世贞《朝野异闻录》载：“籍没严嵩家宋板书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其次是抄本书特别多，共有2613本，这么多的抄本基本上都是抄录皇宫秘阁中罕见的宋元版本图书，故尤其珍贵。据《式古堂书画考》载：“《严氏书品册页目》：手抄宋元书籍2613本，没入大内。一应经、史、子、集等书计5852部、套，发各儒学贮收；一应道、佛各经决计914部、套，发各寺观供诵。”《历朝四百五十人传记严嵩》中也提到，严嵩削职抄家之时，“经、史、子、集6766部、套，听雨楼石刻法帖358件”尽充公。严嵩的藏书印有“介溪珍玩”、“钤山堂图书印”、“钤山堂家藏经史之印”等。
由此可见，严嵩的藏书量是惊人的，等级之高是罕见的。能达到如此规模，一方面说明了严嵩对书的偏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以权力和地位而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宝翰楼的藏书虽然无与伦比，但它并没有属于严嵩多长时间。1565年遭遇抄家时，便被全部没收，随着严嵩政治生命的结束，宝翰楼的藏书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上面一个皇帝，一个奸臣都是有史以来的大藏家，它们可以倚仗权势强取豪夺，收藏到自己心仪的任何书籍，到现在依然如此，那些有权有势的，依然是大藏家，依然可以不择手段，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所有东西，比如说陆三爷，他想要得到的，就没有得不到的。爱书如痴入迷，也让他为了得到林逸的那批古籍善本出尽了伎俩，并且打定主意一定要弄到手。
……
作为新晋的四品藏家，林逸也许在古籍鉴定上很有一手，可是轮到应付各种计谋，就嫩了点。
所以，第二天，他就带了那拍卖邀请函，喜冲冲地来了“博海拍卖行”艺术品拍卖现场。为了凑够那套版画书，得到《六经图》，林逸也是下足了功夫，做够了研究，并且信心十足。
可是等林逸到达拍卖会现场，才发现，现场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因为除了他之外，拍卖现场还来了几位行为奇特的买家。
艺术品拍卖中，约定俗成的方式，是把台下的座椅整齐排列，买家来到现场，随意挑选自己想坐的位置。真正有经验的买家，大多会选择坐在拍场的后方，以便观察拍场的情况，能够看到是什么人在跟自己抢同一件拍品。而卖家坐在后面，也是同样的心理，根据对大买家的了解程度，见机行事地托几下自己的拍品。其实，买家和卖家这种做法都不过是一种心理战，林逸在香港拍卖行，在南都拍卖行都领教过，觉得这也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究竟是道高还是魔高，还真的不好说。
自从收藏书籍以来，林逸为了收藏自己喜欢的版本书籍，也经常光顾那些拍卖行，在拍场中也常常为选择座位而举棋不定，坐在后面也有弊端，因为会有熟人回头望一望，示意能否高抬贵手，他这人脸皮又薄，往往有很多欲得之品，最后都因此归了他人。坐在前面虽然有弊端，那就是被全场的人盯着，知道他在买哪一类的拍品，但也有个好处，那就是谁也不顾，眼睛只盯着拍卖师，任何朋友请让，自己都可以装作看不见，其实也是真的看不见。但无论怎样挑三拣四，其实还是在这些摆好的座位中，选择坐在哪里而已，很少人会想到，座位还可以不这么摆。
这次拍场上进来的这几位，就不拘囿于拍场的摆位规则。他们六七个人，走到拍场的中间位置，全然不顾现场工作人员的阻止，拉开七把椅子围成个扇型，几个人坐下，旁若无人地现场办公起来。
博海的拍卖场地本是正方形，而这几位在会议室的正中央摆成这